首页 -> 2005年第4期
我看“《人言》事件”
作者：散 木
诚如文章中所揭示的，原来在我们的学界里存在着一种“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的不良学风，也即简单的“政治正确性”的以人划线，于是，它表现出来的状态则是长期充斥着追随鲁迅“站队”的习气，不过，当下，这种学风和习气恐怕已经式微，相反，倒是“逆站队”成了时尚，换句话说，就是老人家曾经说过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它们都是跟风式的“人来疯”。
“《人言》事件”中的鲁迅以及邵洵美、章克标，将之置于当下的言说论场，由于冲淡了历史时光的峻急，本来是很可以从容论说一番的，不过，在赵先生的“最新解读”下，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澄清，似乎反而离真相愈远了。
一
鲁迅1934年1月31日为日本《改造》杂志作《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文中分述“火”、“王道”、“监狱”，以之“讥评中国、日本、满洲的”。《改造》于三月号发表后（可能会提前出版），鲁迅随即在邵洵美和林语堂、章克标所编的《人言》杂志上发现：该刊“扮出一个译者和编者来，译者算是只译了其中的一篇《谈监狱》”，更妙的是在刊登时还有“译者”的“附白”和“识”，以及“编者”的“注”，其中鲁迅认为最“恶辣”的是这几句居心叵测的话：“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又说：这是“一个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的例子”，而鲁迅的文章，是“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鲁迅似乎深谙其中的“杀机”，他说：“这编者的‘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话，是和译者的‘问内山书店主人丸造氏’相应的；而且提出‘军事裁判’来，也是作者极高的手笔，其中含着甚深的杀机。我见这富家儿的鹰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准风月谈·后记》）
《人言》上的“杀机”，鲁迅疑为“邵家将”所为，比如“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后来《人言》内部发生分裂，林语堂退出，另辟《论语》，所以这里没有林语堂什么事），鲁迅还以为“邵家将”中“章克标颇恶劣，因我在外国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亦此人也”（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信）。赵先生认为《谈监狱》的“译者”即“井上”是鲁迅故意搞出来的，甚至还说章克标等节译鲁迅的文章（所谓“传统说法”）“实在是一个愚人节式的童话”，可惜他没有任何实证的材料能够证明，有的只是他“最新解读”的臆测。其实，他只要翻翻“据说现今仍然在世的”章克标的回忆录，如《世纪挥手》、《九十自述》等，就不会下此结论了。在这两本书中，章自称是自己翻译了鲁迅的《谈监狱》，而其动机又“原不过想借重鲁迅大名来为刊物招揽几个读者”，如此说来，所谓“最新解读”就禁不住一问了。
章克标是译者和“附白”者，邵洵美为加注者（即“郭明”），后者却被鲁迅疑为章氏之笔，章在回忆录中大呼其冤，并说“想不到他的这种怨忿是如此之深，甚至于要向郑振铎去申诉，但我奇怪他为什么不向夏（丏）尊、章锡琛这几位他的绍兴同乡去谈谈呢，这两位同我见面的机会要比郑振铎多得多”。可见事之确凿无疑。
二
鲁迅为什么会对这篇译作的点评反应如此强烈？除了鲁迅性格本身中多疑的成分（当然合不合理要另外说），这还要从他此前所遭受到的“汉奸”的冷箭谈起。有些时候，隔开了一个具体的历史场景，是不太容易掂量出原来的历史分量的，比如赵先生以为《人言》对鲁迅并不构成“隐含杀机”。
《人言》发表鲁迅的译作，或者如赵先生和章先生所称，不过是意在“找茬”，或“借重鲁迅大名来为刊物招揽几个读者”，后果则不能全凭“动机”出发。那么，会有什么后果呢？
鲁迅曾痛慨“今之衮衮诸公及其叭儿，盖亦深知中国已将卖绝，故在竭力别求卖国者以便归罪，如《汗血月刊》之以明亡归咎于东林，即其微意也”（1934年6月2日致曹聚仁信）。他还慨然：“对于论敌，当和苏俄绝交时，就说他得着卢布，抗日的时候，则说是在将中国的秘密向日本卖钱。”（《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特别是他和内山先生的友谊，由内山系“日本特务”的谣言导致他自己也成了“汉奸”，“我依旧被论敌攻击，去年以前说我拿俄国卢布，但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1933年9月29日致山本初枝信）。此外，鲁迅又触怅于纷至沓来的谣诼，“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信）。他甚至揣测说：“然而变迁至速，不必一二年，则谁为汉奸，便可一目了然矣。”（6月2日致曹聚仁信）鲁迅虽然不屑于谣言，但大概是为了不给敌人以口实，同时考虑到“内山既是商人，虽身在中国，其一切行动态度还难免受制于日军当局，否则‘非国民’三字的罪名会加在他的头上”，所以鲁迅去世前曾准备另觅住处，离开“日本人居住的虹口势力范围”，拟迁至旧法租界去（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其实，就是鲁迅死后，所谓“汉奸”等谣诼也一直跟随着他。1944年10月，战时陪都的重庆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国民党特务欲加破坏——“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好在陈布雷先生坚阻，这才避免了一场无聊的闹剧。
三
再有，就是鲁迅何以会如此讨嫌上海滩的邵洵美和章克标者流？依我看，鲁迅是从他所直面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步步升级的“文网”——一个业已恶化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个视角去打量邵洵美们的。正是在这一严酷的“文网”中，鲁迅出于自卫和防范，又格外关注一切有可能与“文网”形成“共谋”关系的信息甚至任何蛛丝马迹，这才有了邵洵美和章克标两位尴尬人遭鲁迅笔伐的“不幸”。
鲁迅结怨于邵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于“九一八”后其统治遇到严重危机之际。彼时“新月派”倡导“人权”和“言论自由”，邵以与徐志摩为莫逆之交而加入上海新月书店的股份，并出任经理（邵还办有“金屋书店”），不久《新月》以刊登罗隆基的《什么是法治》大得当局忌讳，邵通过留学欧洲时的相好张道藩、刘纪文等去疏通。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就是讥讽“新月派”是“贾府的屈原”亦即“焦大”式角色的。此后鲁迅又作《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就当局步袁世凯时期的后尘再度发还盛氏家产立论，这就扯到了邵的“富岳家”，当然其时并未想到以此来讥邵，后来鲁迅所以“不厌其烦”也近乎于“人身攻击”地提及“富家赘婿”，是别有原因的。那就是：处于国民党文禁压迫中悲愤不已的鲁迅，《自由谈》的被攻讦使之“反抗绝望”的豪意顿发。他说：“有人中伤，本亦意中事，但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骨骾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后当更加婉约其辞，惟文章势必至流于荏弱，而干犯豪贵，虑亦仍所不免。”讥刺邵氏从其裙裾说起亦其战术之一，所谓“原想嬉皮笑脸，而仍剑拔弩张，倘不洗心，殊难革面，真是呜呼噫嘻，如何是好”。他又说：面对宵小们的群噬，自己也“心粗气浮”起来，“一涉笔，总不免含有芒刺，真是如何是好。此次偶一不慎，复碰着盛宫保家婿”。鲁迅又相继作《文床秋梦》、《新秋杂识》、《中秋二愿》、《〈引玉集〉后记》等，讥刺和调侃“富家的姑爷”、“新诗人”的邵洵美，手法又不计“忠厚”和“费尔泼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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