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向达先生四十年祭
作者：散 木
向达先生这篇《日本对我赔偿中关于文物部分赔偿的问题》的文章，后来就发表在家父当年在北平创办的《知识与生活》上。在这一问题上，他主张赔偿应分四项：“直接或间接因此次战争而受到损失者”，如战争中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以及上海市博物馆等的巨大损失甚至是完全的毁灭；“日本利用庚子赔款所设置的一切研究调查机关”，如“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和其下属的各地“东方文化研究所”、北平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北洋海战中丁汝昌的遗物等；“违背我国法令所攫去者”，如自清末以降日本大谷光瑞派遣的橘瑞超、小川吉一郎在新疆、敦煌盗去的古物，民国以降如北平山中商会所偷运出境的古物，战争中东京大学考古学室和东方文化研究所在中国各地的掠夺，等等；“为再教育日本而必须予以处置者”，如侵华帮凶的“满铁调查室”、东洋协会的“学术调查部”、黑龙会的“玄洋社”等，又如财阀背景的“东洋文库”、“静嘉堂”等。向达说：“此次战争，日本的军阀和财阀厥罪维均”，但战后在美国的占领政策指导下，“对于财阀不过解散他们的组织，使之化整为零，至于为军阀财阀作工具作帮凶的学术机关，则仍然听其存在”。他认为：“学术本身无罪，而一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园地里，洁白的学术也变成一朵罪恶之花”，所以，在抗议之余，他建议没收或封闭“东洋文库”、“静嘉堂”之类的机关。
这四项建议，向达先生认为其后三项，“原本是中国的东西，如今收回，在我则为光复故物，日本退还，不过慷他人之慨，对于其本身丝毫无损”。至于第一项，已“无从返回原物”，向达以为可仿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利时罗文大学的办法，从日本各图书馆、博物馆中挑选相当的图书器物，分配给已被日本炮火摧毁的各文化机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最公平的办法”。
为了“指名索取”之便，向达先生还就其所知，开列了收藏有被劫掠的中国文物的日本及其在华之各处公私单位名单，如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大连图书馆、满铁图书馆、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尊经阁文库、帝大图书馆、山本商会、上海东方文化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中村小折、大谷光瑞等所藏。可惜由向达代表提出的合理要求，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仰人鼻息，竟无所作为；作为日本保护国的美国也意在扶植日本成为“冷战”中的一枚重要棋子，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战时的体制和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机构，向达的热烈愿望没能得到实现。为此，向达还好意“劝告美国不可以过度的扶植日本，这是养痈遗患，将来是会要自食其果的”。
向达主张对日本提出文物赔偿的同时，还没有忘了另一个战败国的德国，虽然它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就已归还了在中国掠夺去的天文仪器，但向达在欧洲考察时发现，柏林国立图书馆藏有从清宫掳去的宋版《周易集解》，此为“天壤间孤本”，此外，勒柯克等在中国西北剥离的壁画、移走的碑碣、劫掳去的六朝以迄唐代各种语言的古籍，也分藏于彼国的民族博物馆、普鲁士研究院等处，“这都是非法劫走的东西，为巴黎和会我国所没有提出要求退还者”〔6〕。
然而，言犹在耳，作为一个深深挚爱着祖国文化的学者，向达痛心地目睹了战争中祖国文物的劫难，他几乎是一字一泪地说：“自民国二十六年以后，十年的征战，不知毁去了多少生命，多少财产，多少文物。在这十年之间，故宫南迁的古物、各文化机关的图书，都遭受了空前的灾难，流离播迁于西南乱山深处，挣扎于蛮烟瘴雨之中。”岂料外寇刚刚被逐走，内战又登场，龙门、云岗石窟，应县的辽代建筑等，又成为“两军拉锯的场所”，“至于城市的换手，一进一退，焦土巷战，空军轰炸，到头来玉石俱焚”。向达先生真是椎心泣血，于是，他“诚恳的向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呼吁，对于中国的文化遗存，彼此应有一个谅解或约定：古代文物美术集中而有历史意义的城市，不得作为战争的目标或根据，不得已而进城，也千万不要采取焦土政策、巷战烧杀抢掠。文化机关如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应该与医院有同样的地位，不能作为防守的根据、攻击以及轰炸的目标。文化遗存如龙门、云岗，不得作为争夺的目标或要塞”。向达先生还反复斯言：“人类之异于禽兽，因为有理智和反省。人类不幸而自相残杀，同室操戈，已经够残忍的了，若再泯去了理智、反省，盲目地屠剿，灾难到了活人，也波及了遗存，这种行为，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找不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也没有，这才是民族的奇耻大辱！”不仅如此，向达先生还为由于建设导致的文物损毁哀鸣，比如当时川陕公路经过四川广元，唐代的千佛岩竟遭灭顶之灾；川滇公路经过云南昭通，在云南开发史上有重要意义的豆沙关袁滋题名也不免一劫……向达先生哀哀泣告当时的国府大员翁文灏、俞大维等：多予关照，多予事先的“谆谆告诫”〔7〕。
那个时候，专业关怀之外，我们也仍能不时听到向达的声音。比如在抗战胜利后的民主运动中，针对国民党镇压学潮的暴行，向达先生愤而陈言：“学校从无因思想不同而予学生以处分的规定，民国至今三十七年，政治上的变动有如弈棋，但是即在反动如北洋军阀时代，也未闻因政治思想不同而强迫学校开除学生，也未闻学校因为受不住压力而公然屈服，予学生以开除的处分。”〔8〕向达还和朱自清等十三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至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亦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于国事鱼烂之际还异想天开地要推行他那“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在教授会上却得到众教授的冷嘲，因为“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尤其是“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9〕。也许这是丧气话，不过，向达是因为对国民党政府、对中国政治的黑暗失去了全部信念才说了上述沮丧的话的。针对当时学潮中尴尬角色的胡适等，向达先生还皮里阳秋地撰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