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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达先生四十年祭
作者：散 木
在昆明，在北平，向达由失望和不满相继参加了反内战等政治运动，他已不再是一门心思治学的纯粹学者了。所以，当他有机会赴美国讲学时，他拒绝了；当校长胡适多次劝他南下时，他又拒绝了。最后，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随同胡适离去，向达却接任了馆长的职务，他还参加了护校委员会。
在一个历史剧烈变动的年月，向达先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三
在烽烟大作、兵火满天的日子里，难得有两场“学术会议”的召开，一是国立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议，一是国立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会议，这两所研究院都在炮火中召开了它们在大陆最后的“学术会议”。“会场中充满了一片致用的空气和功利主义的色彩，其中也似乎夹有若干火药的气味”。向达先生困惑了，随即他有一番如今仍是经常困扰我们的议论：中国的科学、大学教育，何为体？何为用？向达说：“近代科学进步，是以纯粹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纯粹科学是体，应用科学是用，有体然后有用。单只讲用，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今日如果不务根本只图眼前，则中国将来科学的前途，可能与同治时代的维新同其命运。”科学也不是没有相辅相成的东西的，向达又说：“科学同民主是相互的，无民主即无科学，无科学即无民主”，“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大科学家，无不有悲天悯人、开物成务的精神，倡导和平，厌恶战争，如罗素，如爱因斯坦，即是最好的例子。”〔11〕
不久，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向达先生的身份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兼学部委员、《历史研究》及《考古学报》编委等。在他面前，似乎一片锦绣的前程在等待着他，他也理应将他的学术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向达和他同乡的沈从文的经历相仿，他们都是湘西土家族人，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乡下人”，即他们的天性是不识机变，这就如向达档案中所记载的：其人也，“富于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对五十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表示不理解”；其性格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所谓“憨直”之处，如其曾以诤友自况，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于是这种情绪和“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就被视为：“还有人如向达，自觉或不自觉地保留其解放前士大夫的‘硬骨头’态度，对我们有些具体措施常有抵触，受落后群众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云云〔12〕。
向达的铩羽，是他在“鸣放”之时曾提出在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项最热门的史学讨论），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当时北大历史系仅有的另外一个一级教授翦伯赞等批判向达，揭发向达“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性言论”，具体说来就是向达曾把中国科学院的一些行政干部比喻为“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以及形容某些“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如“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等〔13〕。于是，向达先生成了当时中国历史学界第二号大右派，并由一级教授降为二级教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向达先生再也逃不掉这一劫了。
此前，向达先生“憨直”如童言无忌，而对其早有戒心的人就逮住机会，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到了这时，他不光早有“右派”言论，还硬说还有攫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的野心。也就是在那场“浩劫”之中，在堂堂学府的北大校园里，居然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北大历史系考古学教授邹衡先生后来追述他当年的亲历见闻，他说：“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向先生已是六十六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14〕乐黛云先生也在回忆当年“牛棚”经历的文章中记述道：“我们那时生活非常艰难，每天都被‘勒令’在烈日之下趴在地上拔草十来个小时，同时接受全国各地来串联的革命小将的批斗（包括推来搡去和各种千奇百怪的‘勒令’）。就在这样的情景下，全国最优秀的翻译家之一、曾为周总理翻译的吴兴华教授中暑死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教授被‘勒令’收集革命小将们扔得满校园的西瓜皮，晕倒在地，未能得到及时救治，也死了。”章诒和回忆说：“向达是右派，算‘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发病时，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15〕
据乐黛云等先生的回忆，向达先生备受折磨和凌辱，于1966年11月24日因病重而逝世的，他弃世时，不过六十六岁，那正是一个学者的黄金时节。
我为向达先生哭！
注释：
〔1〕《沈从文选集》第５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页。
〔2〕1936年2月21日。见《向达：艰难的追寻》，人民网“人民书城”。
〔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8、1192页。
〔5〕〔7〕《为文物请命》，《中建》北平航空版1948年第3期。
〔6〕向达：《日本对我赔偿中关于文物部分赔偿的问题》，《知识与生活》1947年第3期。
〔8〕〔10〕向达：《今罪言》，《中建》北平航空版1948年第5期。
〔9〕见1947年9月23日《胡适日记》。
〔11〕向达：《祝南北两学术会议》，《中建》北平航空版1948年第9期。
〔12〕《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2辑，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56年印发，第47页。
〔13〕〔15〕章诒和：《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7期。
〔14〕《永远怀念向达先生和夏鼐先生》，《考古学研究（一）：纪念向达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夏鼐先生诞辰八十周年》，北大考古系编，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