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雾里观花 知日百年
作者：李兆忠
一
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正式问世之前，中国人对日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鸦片战争的炮声震破了中国人的迷梦，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制夷”之道，然而眼光所及，主要是欧美列强，对东瀛邻国并不在意，这种状况差不多持续到甲午战争。
事情巧得令人不安，黄遵宪积多年之功、呕心沥血写成的《日本国志》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面世，直到1895年，也就是日本海军大败清朝北洋水师、中国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那一年才刻成正式出版，这时距离此书完成已有八年之久。据说那一年清廷外交官员袁昶到南京见张之洞，随身就带着《日本国志》，并且这样说：这部书如果早发表的话，可以省去我们对日赔款二万万两银子呢！梁启超在《日本国志》后记中也感叹道：“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悚、以至今日也。”从这些话里，可以体味到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傲慢迂阔的中国统治者一向以“中华”自居，把别国视作“蛮夷”而不放在眼里，最后成了不谙世事的井底之蛙。甲午一役，充分暴露了这个致命弱点，其情形，正如黄遵宪在其书自序中言道：“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
毫无疑问，黄遵宪编撰《日本国志》目的并不在日本，而在中国。作为时代的先觉者与大清朝廷的开明外交官，黄遵宪最早看到了亡国亡种的危机与可能的解救之道。他认定：“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他衷心希望的，是中国能像日本那样通过学习西方达到自强，所以写这部宣传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书。既然目的不在日本，而是在中国，衡量日本的尺子，主要也是西方——当然是“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前提下的形而下的西方，这两个“预设”，决定了黄遵宪对日本的解读带强烈的急功近利性，而不是把日本当作一个独立的纯粹的研究对象。《日本国志》以介绍政治制度为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在全书的“凡例”中，作者这样说明：“检昨日之历以用之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故杰俊贵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而观人之国则暗，故兵家贵知彼。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若夫大八洲之事，三千年之统，欲博其事，详其人，则有日本诸史在。”这种厚今薄古、为我所用的论述方式，对于中国读者尤其是想效法日本在中国实施变法的人来说，无疑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然而对于整体地、恰如其分地理解日本民族，阐明日本文化的来龙去脉，则力有不逮。
黄遵宪的日本观包含这样一个自我循环的逻辑：西学源出中国，日本模仿西方，中国学习日本。在“学术志”中作者认为：西法立教源于墨子，用法类乎申韩，设官类乎《周礼》，行政类乎《管子》，一切格致之学，散见于周秦诸书，原因是“盖中土开国最先，数千年前环四海而居者，类皆蛮夷戎狄，鹑居蛾伏，混沌茫昧。而吾中土既圣智辈出，凡所以厚生利用者，固已无不备。其时，儒者能通天、地、人，农夫戍卒能知天文、工执艺事，得与坐而论道者，居六者之一。西人之学，未有能出吾书之范围者也”。进而主张：“譬之家有秘方，再传而失于邻人，久而迹所在，或不惮千金以购还之。”通过考求古制，参取新法，赶超西方列强，再创“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的辉煌。这种论述策略，对于一个饱受屈辱、风雨飘摇的“天朝帝国”，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黄遵宪是“同文同种”东亚观的始作俑者，在《人境庐诗草》中，他这样形容中日两国的关系：“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如辅车依，譬如倚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这同样体现在《日本国志》的写作上，抛弃了过去一贯的“天朝上国”妄自尊大、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采取平等的立场。这种“同文同种”东亚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积极的内涵，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然而仅仅“同文同种”是不解决问题的。关于这一点，十多年后革命志士陈天华在《绝命书》里有透彻的分析：“同盟为利害之关系相同之故，而不由于同文同种。英不与欧洲同文同种之国同盟，而与不同文同种之日本同盟；日本不与亚洲同文同种之国同盟，而与不同文同种之英国同盟。无他，利害相冲突，则虽同文同种，而亦相仇雠；利害关系相同，则虽不同文同种，而亦相同盟。中国之与日本，利害关系，可谓同矣，然而实力苟不相等，是同盟其名，保护其实也，故今日而欲与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鲜也；居今日而欲与日本相离，是欲亡东亚也。惟能分担保全东亚之义务，则彼不能专握东亚之权利，可断言也。”
《日本国志》全书洋溢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对日本的态度，由历来大而化之的怠慢，一变为急功近利的关注。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有它的好处，至少可以在某一方面凸现问题的深刻性。然而日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它还是留下很多悬念。
二
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指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派的影响。因为这样的缘故，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地流到中国来了。”其实岂止是文艺，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何尝不是同样的结果，清末民初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转型，离开了数万留日学生的努力根本无从谈起。据语言学家考证，现代汉语中的社会科学词汇，大约百分之七十来自日本，这意味着中国知识者的思维方式已经相当“日本化”。假如没有这些“外来语”，我们连正常的思想交流都无法进行。
按理讲，既然日本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如此之大，中国人应该对日本格外关注、格外了解才是。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一般中国人并不知道现代汉语的众多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他们只知道古代日本从中国学去了汉字。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人不断向日本学习，同时迅速地将日本遗忘。
周作人曾感叹：“中国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有很好的‘因’很远地种下了，可是‘缘’却不好，这多少年来政治上的冲突成了文化接触的极大障碍，乐观绝无根据。”（《日本管窥之三》）政治上的冲突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绝不是全部，还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正如周作人在《日本与中国》里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略为平心静气地观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伤害时候，也就不能冷静了。”根深蒂固的“大中华”优越感，决定中国人决不会把“小日本”真正放在眼里。除此之外，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全盘西化”历史潮流，养成一种“历史的世故”，其情形，就像钱钟书在小说《猫》里调侃的那样：“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将日本当作中国富国强兵的跳板，从一开始就是清朝统治者的如意算盘。张之洞在《劝学篇》里清楚写着：“我取经于东洋，力省效速。”因为“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以上诸多因素的互动，造成中国人认识日本的极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