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得来全要费功夫
作者：霍红伟
京城之俄罗斯馆，嗣后惟俄罗斯人居住。其使臣萨瓦所欲建造之庙宇，令中国办理俄罗斯事务大臣在俄罗斯馆建造。现在京居住喇嘛一人，其又请增遣喇嘛三人之处，著照所请。俟遣来喇嘛三人到时，亦照前来喇嘛之例，给予盘费，令住此庙内。至俄罗斯等依本国风俗拜佛念经之处，毋庸禁止。再萨瓦所留在京学艺之学生四名，通晓俄罗斯、拉替努字话之二人，令在此处居住，给予盘费养赡。〔8〕
此后，俄罗斯正式获得了派遣教士和学生来华的权利，从1727年至1865年俄罗斯先后十五次派遣教士来华，随教士来华的学生先后达四十人左右。通过这种方法，俄罗斯为自己培养了外交和中国文化方面的人才，而且通过这些学生获取了关于清政府的许多情报。俄罗斯学生回国后，许多人在俄罗斯外务委员会任职或从事海关、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基本上做到了学以致用，在中俄外交、贸易、文化领域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清政府视俄罗斯为朝贡之外藩，专门设立了俄罗斯学（隶属于国子监），派满、汉助教对其来华之学生进行管理和教育，并且由理藩院每月给发衣服、饭食、银两，以妥善安排其生活。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58年6月《中俄天津条约》的签订，其第十条规定：
俄国人习学中国汉、满文义居住京城者，酌改先时定限，不拘年分。如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国核准后，随办事官员径回本国，再派人来京接替。所有驻京俄国之人一切费用，统由俄国付给。中国毋庸出此项费用。驻京之人及恰克图或各海口往来京城送递公文各项人等路费，亦由俄国付给。中国地方官于伊等往来之时，程途一切事务要妥速办理。〔9〕
在此之后，清政府才停止给俄罗斯学生发放银两。可见，清政府是采用怀柔远人的办法来对待俄罗斯的。而俄罗斯却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实际上获得令其他西方国家艳羡的各种利益，以致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中写道：
在帕麦斯顿勋爵和路易－拿破仑采用武力来扩展的对华贸易和往来方面，俄国所处的地位显然令人极为羡慕。的确，非常可能，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文钱、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俄国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当英国人和我们（指美国人）连跟两广总督直接进行联系的特权都得不到的时候，——至于法国人，他们之参加目前的军事行动，完全是客串性质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同中国进行贸易，——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优先权。固然，据说这种优先权是由俄国人付出屈尊容忍的代价换来的：它只有算做中华帝国的一个朝贡藩属才得侧身天朝的朝廷。〔10〕
从清王朝同俄罗斯的关系来看，俄罗斯居于主动地位，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情况，以作为决策的依据。而清政府为了避免冲突，显示天朝的宽大仁厚，仍然对来华之教士、学生给予了善意的对待，妥善安排其生活和学习。十七世纪以来，随着中俄两国外交交往的增多和边界、贸易纠纷的增加，加强了解显得十分必要。但清政府并没有派遣子弟去俄罗斯学习语言，以了解自己的对手。后来，清政府为了处理双方来往公函和边界、贸易等纠纷，设立了内阁俄罗斯馆，选八旗官学生（这些学生是当初在雅克萨被俘俄国人的后代，当时已被编入旗籍）二十四人入馆学习俄语，五年后考试一次，考一等者授八品官，考二等者授九品官，考三等者不授官，虽然授官，但都需留学继续学习。再次加以考试时，八品官考列一等授七品官，九品官考列一等授八品官。如果考试等第不及原来，则照现考等第予以降级留学。如七品官又考列一等，则以主事即补〔11〕。清政府设立内阁俄罗斯馆的目的是培养所需的翻译人才，但是从1727年至1857年整整一百三十年间，并没有任何人认真学过。克拉普罗斯说，在第九次教士团在华期间，满族学生“所译的文字的第一行就不合最简单的文法规则”〔12〕。可见这些八旗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取得的成绩远逊于俄罗斯来华学生。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俄罗斯趁火打劫，大大出乎清王朝的意料，而随着俄罗斯对于中亚的征服，不仅在东北，而且在西北也同清王朝发生了冲突。相对于俄罗斯不断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清王朝的各种情报，清王朝对于俄罗斯的了解和认识仍是模糊不清的。清朝人编辑的有关俄罗斯方面的书籍，多是从古籍中辑录相关部分而成，并非实地考察之后的撰著，即如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也是如此。而俄罗斯赠送清政府的图书却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无人问津，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俄国曾由换班学习的学生携来图书三百多种（共七百多册），赠送清廷，但是该部分书籍仅由理藩院收存了事，并没有什么人来加以认真讲求。1858年，咸丰帝曾浏览其中的舆地、图画书四十一种。到了1885年（光绪十一年）因为中俄西段边界问题，需要了解帖克斯川及塔城北境的详细情况，这时方才有人想起这批书籍，御史赵尔巽奏请将该批书籍交同文馆翻译，但是随后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称这批书籍乃六十年前或者百年前所著，不如新书详备，而且当时俄罗斯在西北一带的疆界同现在差异甚大，当时许多地方还没有纳入其版图呢。结果，书还没有利用就已经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13〕。
长期以来，中国缺乏对于外部世界进行积极探求的需求与渴望，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长久以来所建立的优势地位以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可以自给有余，无需外求，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其语虽不免有着自大、虚骄之成分在内，然在相当的程度上亦是实际情况的反映〔14〕；另一方面是天朝君臣恪守“天下有道，宅中驭外，守在四彝，王者不勤远略”这一古训的结果，这是传统中国对付边界问题的经验积累，如果情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自然没有改变的必要〔15〕。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之藩篱被西方列强的炮火打破了，幽居独处之局面再也无法延续下去了。西方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成为了世界通行之法则。在此情势之下，不顾敌我力量的对比，孤注一掷地拼命，近乎自暴自弃，不顾世界局势之变迁一味加以拒斥和躲避不仅不能自保，带来的反而是屈辱和嘲弄。因此，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政府不能不、不得不主动加以迎应，有所变通，如此则首要任务就是走向世界、了解世界，从自我构想的天下观念中走出来，作为世界中的一个国家进入新的世界体系。1866年（同治五年），斌椿等五人奉派游历泰西，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代表团赴泰西游历。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留学美国。1876年（光绪二年），郭嵩焘奉使英国并就任驻英使臣，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出驻外使臣。从此，清政府开始了走向世界、域外求知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只有走出国门，才能真正认识变迁的世界、了解自我之处境，只有求知异域，才能收获新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在回顾那段历史时曾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