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人类文明在危机中的更生
作者：蔡禹僧
以狭义相对论（不考虑物质对时空的扭曲）而论，我们不能像切开西瓜一样，在“一刹那”把宇宙切开，然后如同观察西瓜的瓜子一样说宇宙的星辰都在自己各自的位置上，因为没有那种想像中不花费时间切开宇宙的“飞快”的刀片，所有的物质运动都不能超过光速，即使以光速之刀为宇宙做切片也要花费一百五十亿年，不幸的是当一百五十亿年过去后宇宙又膨胀了一百五十亿年，光速之刀永远也不能做出一个完整的宇宙切片；你自然可以想象，宇宙在某一时刻每个物质集团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但这只是你的想像，没有任何探测器可以超距离探测到“某时刻宇宙中物质形态”，或者说“某时刻宇宙中物质形态”根本就是一个违反狭义相对论的词。既然没有“某时刻宇宙中物质形态”，又何谈“下一时刻的宇宙中物质形态”，也就是说，那种表征“宇宙规律”的严格决定论的宇宙方程是不可能的。时空的相对性意味着不仅整个宇宙不存在想像中的同时性，而且大到太阳系小到地球也不存在同时性，甚至一个橘子内部的物质也不存在一种在每个原子里均匀流过的时间，同时性只有对宇宙物质的最小单位时空量子才有意义，也就是说，时间都是空间量子个体的“私人”时间，牛顿时代的“某时刻宇宙中物质形态”包含着的绝对错误只是由于人类生活的地球比较小而罢了。也就是说，宇宙的形态和我们看它的方式有关，因此没有纯粹的客观，宇宙本身是什么样子是我们的思维不能达到的，只能假设上帝知道。
时空的非无限连续性观念对严格决定论的破毁使历史主义决定论失去了自然科学类比性的根据。即你不能再说，自然科学中存在物质运动的运动轨迹，类似的轨迹（所谓社会发展规律）也必定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尽管现实的宏观世界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条河流不会突变为刺猬，一匹马也不会突变为一阵风，但关于历史事件的一系列不确定的随机因素的复杂性比量子的不确定性更复杂，从大处说，比如我们并不知道假如使恐龙灭绝的因素不发生，人类是否还能从地球上产生；从小处说，比如数学家肯定不能以数学计算出诗人明天的灵感内容。即使不考虑广义相对论效应，牛顿三体运动已经是复杂性结构，而多体运动就更为复杂，宇宙存在秩序尽管是没有疑问的，但混沌更为普遍。类比地说，人类个体精神之间互相联系比多体的混沌结构更复杂，数学要进入人类精神领域的计算没有可行性。科学地预言未来人类社会状况的设想之可能性的前提是：你知道未来人怎么想，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连自己下一时刻怎么想都不知道，你可以决定明天去爬山，但你现在不能知道你明天爬山时产生的想法，不知道你明天理性想像力的灵感。以此而论，也就说明人类的优秀人物的发明创造不可能在他们发明创造前被数学家先行计算出来，比如爱因斯坦的发现和他的发现对人类文明与社会状况的影响不能在爱因斯坦出生前计算出来；同样我们今天也不能计算出未来人的科学发现以及他们的科学发现给社会状况带来什么重大影响。如果你计算不出人类未来的创造性灵感和该灵感的社会影响，而你却说知道人类命运，就是不诚实的、荒诞的；对未来人的社会状况的分析也就只能停留在短时间不会太大变化的常识方面——比如未来人肯定喝水、吃饭、性爱等，这些人性的基本方面的稳定性不是不重要的，相反，它们是抑制那种把自己的空想当科学之妄念的原始力量。历史更不会被“历史规律”局限在所有制形式方面，因为一个生存在物质条件匮乏时代的人可能把所有制形式看作最重要，但它可能并不是未来人最重要的；或者即使很重要，未来人的所有制形式肯定超越我们今天的想像力范围，就像现代人的股票超越山顶洞人的想像力一样。历史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更有随机性和创造性，创造性意味着历史不断产生新的内容，新内容的“新”意味着不存在那种把一切创造性都包括在自身中的千古不变的逻辑“规律”，因“规律”也在不断更新，如果宇宙的更新和人类的创新可以以形式逻辑计算出来，那就应该存在一种逻辑机，不仅可以像生产产品一样自动地批量生产诗歌、戏剧、小说，而且可以自动地批量发现科学定律，还可以计算出人类历史未来任意年的编年史，甚至以电视剧的形式让我们提前观看到万年以后子孙的历史场景。但这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可以用“杀婴悖论”来证明：某人根据“历史逻辑机”计算出某婴儿将成为希特勒第二，于是将该婴杀死，接受杀婴诉讼案的法官发现自己处在判案的两难中：既然该婴必然犯罪理应提前杀死他，故杀婴无罪；可是他已被提前杀死，他没有能力犯罪了，说明他的犯罪并非必然，故杀婴有罪。可见历史预言总是扰动历史，被扰动的历史反过来说明预言的非必然性，结论是精确计算历史的逻辑—计算机不可能存在。对“不可能存在计算历史的计算机”还可以用反证法证明：假如有这样的计算机，它一定能预言它的程序何时被删除，而我在知道了它的预言后，就提前或滞后删除，而能确保它的预言破产。由此可见，那种一劳永逸地以“客观规律”预言未来历史总是虚妄的，把“规律”这个理念当成知性概念在历史学中误用，源于人们对历史运动与物理运动的混淆，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把历史性事件和物理性事件统一起来的公式，打个比喻，上帝用来创造世界历史的“规律”是无限高次函数，无论你求导多少次也不会得到一个常数。
正像人有死，宇宙也可能有自己的终结，但我们所谓人的历史或宇宙的历史是指“我”活着或宇宙存在着的时间区间的情况。“我”是宇宙历史的产物，我的意识活动肯定表征了宇宙的历史性性征，“我”的意识流会因意识的反思改变意识流本身，也就是说，在严格意义上，“我”不能“客观”自我。如果人类个体作为小宇宙是我们生存的大宇宙的缩影的比喻不错的话，宇宙也并不知道它自己下一刻的发展的路数，即创造或选择什么样的历史，宇宙历史的“过去”肯定对“未来”有所影响，但“未来”绝对不是被“过去”完全决定的，世界的未来包含多重可能的世界，可能的世界之成为现实的世界具有随机—自由性。我们人类对自身生存并非没有作为，预言家也并非不允许预言将来，但预言家的预言对社会或大或小的影响足以说明预言本身不是如预言家所言是什么客观必然的，一般说来，“客观必然”是指不受预言影响的运动——如行星的运动。而某些预言家把自己的文学性叙述说成是“科学”并宣称“人类历史的普遍的科学规律”被发现云云，如果不是严肃学者的泛泛而论，就一定是耸人听闻的花言巧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