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再忆《大公报》的几位老友
作者：吴永良
几年间，毛健吾为《大刚报》敦聘了不少坚持进步立场的著名报人到社工作，羊枣、俞颂华、叶启芳等先后应聘担任过总编辑，他还请来熊佛西、邵荃麟、何家槐等文艺界知名人士编辑副刊。
报纸连续发表过多篇社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痛斥汪精卫汉奸卖国集团，全力报道各地军民英勇杀敌的斗争，包括游击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报社开展过爱国义卖献金活动、捐集十万个救急包活动、捐献滑翔机活动，还印刷过航空版，由空军空投到沦陷区去，出版过《大刚晚报》。
《大刚报》曾以《青黄不接话豫灾》为题发表社论，揭露河南受灾实况，被检察官删去数百字，报纸以“开天窗”形式刊出，以示抗议。1944年报纸揭露湖南贪污腐败成风，被罚停刊三日。
毛健吾经常给报纸写社论写新闻。1943年，他为报纸撰写《左乎右乎谈青年思想问题》，被国民党新闻检察机关扣押。他工作勤快，苦干实干，事无巨细，亲自动手。
从1937年算起，毛健吾担任了十年社长，凡遇工作人员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他必然多方设法救助。十年间，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因思想政治问题被捕入狱。
抗战八年，《大刚报》三遭轰炸，四次搬迁，战胜了艰难困苦，抵制了各种压力，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毛健吾以为创办新闻托拉斯的梦想即将实现了。他拟定了一个在上海、天津、南京、武汉、香港、新加坡等地出版报纸的计划。计划首先出版上海版、汉口版和南京版。
他太天真了。除汉口版算是顺利出版外，上海版遭到拒绝，南京版迟迟不批。毛健吾饥不择食，竟然与虎谋皮，求助于当年中央政校的老师陈立夫和陈果夫。此时二陈正准备在南京出版报纸，而《大刚报》民间报纸的声誉正好利用，真乃天赐良机。二陈不仅答应解决出版问题，而且提供入股资金。陈立夫提出组成有限公司，原《大刚报》资产核定为法币二千五百万元，另由三行两局（中国、交通、农民三行，中央信托局、邮政汇储局）各投资五百万元，合成五千万股，并批给十八万美元官价外汇以购置机器。圈套加诱饵，“二陈”就把他们的这位老门生收入彀中。新董事会中，陈立夫任董事长，陈果夫任监事长。不少国民党党棍都当上了董事。《大刚报》虽然得于1946年1月在南京出版，但是大权一步步地落入二陈手中。
毛健吾后来发现自己铸成大错，悔之已晚。虽然在老同事的支持下，还进行过多次斗争，但是终于被排除在《大刚报》社最高领导层之外，悄然于1948年流落美国。他身在美国，仍然关心国内新闻界的发展。1948年国民党当局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悍然封闭《新民报》时，他毅然参加了抗议签名的行列。
1949年毛健吾回到香港。他谢绝了香港大学邀请他担任新闻系系主任的聘请，和龙云、黄绍竑等四十四人一起宣布起义，随即回到北京，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领导上原拟分配他到政协机关，但是他对新闻工作情有独钟，仍然要求到报社工作，乃于1951年被安排到天津《进步日报》。
《大公报》与《进步日报》合并后，毛健吾转入《大公报》，和原上海《新闻报》副总编辑朱文浦一道在检查组工作。两位资深报人工作十分认真，他们负责检查报纸二校后的清样，用绿色墨水修改、书写，有时候发现问题较多，修改过的小样上呈现一片绿色，被排字车间称为“绿色恐怖”。
毛健吾当时年过五旬，精力依然旺盛，腰板笔直，步履矫健。工余之暇，读了不少中医药书籍，可以熟练地把脉、开处方。早晚休息时间，不时有报社同仁登门求医，被称为“毛大夫”。
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又因“历史问题”被判徒刑，发送黑龙江省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据同时在农场改造的《大公报》记者谭秉文回忆说，有一天下大雨，他站在牢房窗口，曾看到毛健吾雨中身背一捆柴棒，踉踉跄跄地走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和他交谈的机会。
1968年3月28日，一代爱国报人毛健吾瘐死，终年六十二岁。毛健吾的多年老友王淮冰、黄邦和在纪念文章中写道：“毛健吾其成也由于办报，其冤死也与办报有关，这是令人唏嘘不已的。”
三
1950年2月初一个晚上，我进天津《进步日报》当编辑。总编辑张琴老向我详细交代任务以后，第一个给我介绍的同事就是朱沛人。当天晚上，他是第一个来办公室的。他身材不高，体格偏瘦，留着短背头，操南方调的普通话。此后，我们就比邻而居，共操编务了。他比我先到半年，对《进步日报》从发稿到组版的一套编辑程序十分熟练。我遇到什么问题向他求教时，他总是不吝赐教，比比划划地提出一些办法。
五十年代初，报纸出版的过程比较复杂，要经过排铅字、拼版、打纸型、浇铅版，最后才印刷出版。那时的编辑发完稿子，要到排字房去，和排字工人一起拼版，直到看完大样，才算完工，常常长达十来个小时。工作中有些空闲，我们海阔天空地漫话古今中外。从他的谈话中，我得知他是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毕业的。抗战爆发，在浙江省一个地方参加报纸工作。抗战胜利以后，因为新闻系主任马星野担任南京《中央日报》社长，他被邀请去任副总编辑。
朱沛人虽然在国民党报纸中身居要职，却没有一叶障目，对时局看得还是比较清醒的。他希望国家走向民主富强。1947年7月29日，报社另一副总编辑陆铿在报纸上揭发孔祥熙非法套汇，朱沛人予以支持。为此，陆受到审查，朱沛人也遭到训斥。1948年6月11日，他和陆铿联名在《中央日报》上刊登广告，宣布脱离《中央日报》，同时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递交报告，自愿脱离国民党。其后，他应北平《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之邀，北上担任总编辑。
北平和平解放后，他经过一个短期培训班培训后，被分配到天津《进步日报》。
我们共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报社职工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工资以小米计算，一般的编辑记者，每月收入小米五百斤左右，约合人民币旧币四十多万元（1953年币制改革时，定为一万比一），收入偏低。当时长达十二年的战乱刚刚停止，各行各业处于恢复时期，老百姓的生活都比较艰苦，大家认为理应共渡时艰，因此工作都十分努力。
报社职工经常加班加点。编辑们下了夜班，白天又加班编增刊，自得其乐。1950年实行休假制度，每人可以休假十天。有些人休息了四五天以后，就回到报社上班，说是天天闲着真过不惯，宁可来干活。朱沛人是其中的一位。可以看出，他和大家的精神状态是同调的。
1951年，全国足球比赛在天津举行。朱沛人和我都兼职去采访，在他的提议下，《进步日报》编辑出版了有关比赛资料的小册子，由工厂的小青年抱着到比赛现场去出售，受到了球迷们的欢迎。那年秋天，在他的建议下，报社编辑出版了时事日历，为报社增加了一些收入。编辑的全部工作则是无偿的。
当年年末，在天津市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朱沛人被公安部门定为历史反革命，被管制两年，从编辑的岗位上调整到报纸检查工作。《大公报》、《进步日报》两报合并之后，他调到北京参加贸易合作组的编辑工作。我则到社长办公室，后来又调作驻地记者，联系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