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再忆《大公报》的几位老友
作者：吴永良
1965年，朱沛人从北京通县的监狱转押到黑龙江东部的监狱，又苦熬了三年，终于1968年服刑期满。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刑满并不释放，而是分配到嫩江农场九分场工作。除了每月能拿到三十二点五元的工资，并享有可以到食堂买饭菜、到合作社买东西的“自由”外，其他方面和在押犯相差无几，在农场被称为“新生”，也被称为“二劳改”。这种人物，我在云山畜牧场所见甚多，无论精神上还是活动上，都和劳改犯相仿。他们回家探亲是要经领导批准的。
朱沛人成为“二劳改”以后，曾经几次调动工作。最自由的是往嫩江县城关农场的职工医院给托儿所烧炕的日子。他白天挑水、烧炕，天黑以后，孩子们回家了，两间房子的两铺大炕，就剩下他一个人，不再有什么人来监管。他买了一只半导体收音机，躺在炕上无拘无束地听听广播，就他当时的处境而言，真的可以说是神仙过的日子了。那是1975年。
让他特别高兴的是，这一年冬天，竟然遇到了一位命运相同的熟人——《文汇报》原驻北京记者谢蔚明。老谢和他的遭遇完全相同，也是划了右派，又判了徒刑，到了北大荒，又成了“二劳改”。过去，他们虽然来往不多，北大荒一见，正所谓“千里他乡遇故知”，使他们都感到喜出望外，原来，这时的谢蔚明是奉命陪伴一个病人到职工医院来的。
2003年，他们这次相会的二十七年之后，我在上海谢蔚明的寓所，听他回忆了他们1975年会面的一些情景。
“他使我大吃一惊”年已高达八十六岁的谢老对我说：“他衰老得使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人像是缩小了一块，头发几乎脱光了，消瘦得只剩下一张三角脸。他本来脸发黄，这时候变得黢黑了。他的右手受过伤，拇指伸不直。他穿一身补丁摞补丁的黑色棉衣，俨然一个叫花子。”
“但是，他头脑依然十分清晰。借助一只半导体，他从套话连篇的新闻八股中，从现实生活中，依然感到国家局势的混乱，感到自己前途的渺茫。他对我说，妻子八年前不堪困顿的生活，故去了，只有五十三岁。现在唯一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能再见到孩子们一面。”
他们在一起聚会了三天。两位老友同桌而掬，抵足而眠，促膝谈心，互相倾诉压在胸中近二十年的积郁。临别时互道珍重，相期再见。然而，朱沛人已经没有机会了。
1976年，朱沛人被摘掉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仍然一心想着一家团圆，但已是重病在身，1977年4月11日，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凄然死去，终年六十一岁。他的一儿一女在他去世后十天赶到当地，只看到大荒原中的一座低小的孤坟。他们只能捧回一抔黑土，作为永久的纪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