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文化”的对词

作者:张远山




  
  六、“文化”、“文明”的道器之辨
  
  一旦“文化”、“文明”两词不再混淆,就容易厘清两者之间的道器关系:文化是道,文明是器。如果悖道文化加塞进来,那就必须表述为:顺道文化是道,悖道文化是术,而普适文明是器。
  文明对违背造化规律、科学真理、人文公理的悖道文化不仅有发言权,而且有裁判权。然而文明对不违背造化规律、科学真理、人文公理的顺道文化不仅没有裁判权,甚至没有发言权。因为普适文明仅仅是全体人类追求自由幸福的公器性工具,但工具对目的是盲目的。工具只有被顺道文化掌握,才有可能被用于追求目的并抵达目的,实现人类的自由幸福。
  文明只是普适手段,科学、民主、法治、公正、平等、财富都是普适手段;文化才是独特目的,每个人的独特自由、独特幸福、独特快乐、独特享受、独特审美才是目的。
  文明是普适而功利的,是追求效率的普适技术。
  文化是独特而审美的,是不追求效率的独特艺术。
  文明的核心是科学。没有独特的科学,只有普适的科学。
  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没有普适的哲学,只有独特的哲学。
  文明的最佳状态是进步,趋于停滞退步就是灾难。
  文化的最佳状态是丰富,趋于单调乏味就是灾难。
  顺道文化使共享人类普适文明而又各自生活在独特民族文化氛围中的每个人,获得自由的重心而不至于因自由走向失重,获得幸福的质感而不至于因幸福走向空虚,获得快乐的节奏而不至于因快乐走向疯狂,获得享受的深度而不至于因享受走向堕落,获得审美的趣味而不至于因审美走向无聊。普适文明只是幸福生活的自由舞台,独特文化才是幸福生活的具体剧目。普适文明提供普遍抽象的生活形式和外在躯壳,而独特文化提供丰富具体的生活内容和内在实质。
  文明的终极目的,就是让每个人在文化领域享有完全彻底的自由——无待的逍遥游。
  
  七、“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误区
  
  综上所述,“文化”一词可有广义、次狭义、最狭义。广义包括普适文明、独特的悖道文化、独特的顺道文化;次狭义包括独特的悖道文化、独特的顺道文化;最狭义两种,或单指独特的悖道文化,或单指独特的顺道文化。
  任何有价值的“文化”思考,比如“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都必须明确界定“文化”一词的词义广狭。
  把人干的一切烂事都叫做“文化”,就其有别于“造化”而言并无不当,然而广义的“文化”不具褒义,商业运作利用这一广义,以便使烂事显得煞有介事从而牟利,根本不值一笑。“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若取这一义,就危害甚大,贻害无穷。取广义的“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无法逃脱如下逻辑陷阱:它时而用广义“文化”涵盖“文明”,时而又用狭义“文化”的独特性来拒绝“文明”的普适性,拒绝普适性科学真理和普适性人文公理,在不知不觉中偷换了概念,把“文化相对主义”变成“文明相对主义”,堕落到为野蛮辩护。然而不存在“文明相对主义”,文明程度固然是相对的,文明标准却是绝对的,因此广义的“文化相对主义”完全无效。在文明领域,普适性科学真理和普适性人文公理才是唯一裁判。
  次狭义“文化”是提取出普适“文明”之后的独特民族文化。“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若取这一义,就是民族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者仅仅出于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动机,就会用“文化相对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为一切民族文化辩护。有些民族主义者不了解顺道江湖文化,仅知道悖道庙堂文化,因此总是为后者辩护。由于民族主义者为悖道文化辩护没有利益动机,因此更为狂热地自居高尚,所以人类历史上有无数文化灾难都由没有利益动机的狂热分子为中坚。头脑较为清醒的民族主义者也鄙视悖道文化,但出于民族感情,他只希望关起门来悄悄抛弃悖道文化,却不允许其他民族嘲笑,更不允许本民族的文化反思者批判,理由是家丑不可外扬,殊不知不许批判、不肯反省、不思进取是更大的家丑。
  最狭义“文化”有两种,因此取最狭义的“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也有两种:悖道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顺道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
  悖道的“文化相对主义”总是竭力压制、排斥、否定、剿灭顺道的江湖文化,而把悖道文化夸大为绝对的“文化恐龙”,却忘了其所主张的文化“相对”性,结果从“文化相对主义”走向“文化绝对主义”。悖道的“文化保守主义”总是竭力保守悖道文化,却对顺道文化无管窥之知、锥指之晓,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要对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优良传统保之守之[8]
  为了增加迷惑性,悖道的“文化相对主义”常常假扮成民族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悖道的“文化保守主义”常常假扮成民族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唯有客观公正地去芜存精的“文化相对主义”,才是正确的“文化相对主义”;唯有站在悖道文化反面的顺道的“文化保守主义”,才是真正的“文化保守主义”。
  结语
  每个民族的独特文化都分为两部分:以“文化”顺应“造化”的顺道文化;用“文化”违背“造化”的悖道文化。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同样分为两部分:以道家思想为精神支柱、得到炎黄子孙倾心守护的顺道江湖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得到专制制度倾力维护的悖道庙堂文化。
  判定儒学是悖道文化,理由是儒学从其远祖孔子开始就违背人文公理,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9]“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0]因此儒学在未被专制帝王确立为意识形态之前,就不允许其他文化形态自由存在。反对儒学的墨、道两家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就已遭到宣扬“王道”实为霸道的孟子毫不宽容的诋毁:“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11]杨朱是道家激进派,像墨家一样,对儒学的形而下批判,具体而直接,更为通俗易懂,因而在儒学被确立为意识形态后,杨朱之学和墨家之学都被剿灭。后世以为“杨朱为我,故必无书”,这一未必是事实的主观判断不够精确,必须修正为:“杨朱为我,必不著书。”然而不自著书而经弟子记录成书者多有,苏格拉底、孔子、佛陀、惠能皆然,既然杨朱之言盈天下,那么若非剿灭,就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12]。《老子》、《庄子》是道家温和派,其对儒学的形而上批判,根本而抽象,更为隐晦难懂,因而在儒学被确立为意识形态后,仅被边缘化和歪曲化。
  自从“圣王有作”的汉武帝剥夺了“处士横议”的言论自由,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始终对专制庙堂效忠,为专制制度辩护,扼杀中华民族的精神自由,遏制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禁锢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使先秦以前极其伟大、文明程度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民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漫长衰退,最终在晚清跌入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谷底。
  道家宗师庄子,正是为了反对一切悖道文化尤其是反对儒家悖道文化,才发明了“文化”的对词“造化”。作为人类文化史上独树一帜的文化反思者,庄子对中国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把孔子视为中国文化之父,是专制庙堂与儒家意识形态两千年来不断造势虚构出来的神话。这个虚构重塑的孔子偶像也仅仅是悖道的中国庙堂文化之父,而庄子才是顺道的中国江湖文化之父。不幸的是,《庄子》一书遭到了以郭象为首的儒家注疏者长达两千年的歪曲性阐释,致使庄学奥义千古沉埋,罕有识者。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唯有反抗、批判、否定儒家悖道文化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才能保守并弘扬古典中国的百家顺道文化。据此可以重新审视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儒家悖道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和专制意识形态的顽固维护者,张之洞把儒家悖道文化视为“中学”,而把西方暂时领先的文明视为“西学”,因而注定不可能成功。只有以独特的中华顺道文化为体,以西方暂时领先的文明为用,才能确保当代中国在复兴文明的同时,复兴百家顺道文化。唯有中华顺道文化的复兴,才能确保伟大的中华民族不丧失成就其伟大的独特性,不丧失独一无二的文化特性和恢宏博大的精神家园,不沦为皈化异民族文化的文化难民。这就是我反对“全盘西化”的根本理由。
  每个民族的文明都趋向于不断进步。当其顺道文化促进文明进步时,民族文明就与人类文明同步。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趋向于不断丰富。当其顺道文化日益丰富精美时,民族文化就与自然造化同功。
  
  注释:
  〔1〕“不啻于父母”,郭庆藩《庄子集释》作“不翅于父母”。
  〔2〕“络马首”、“无以德殉名”、“返其真”,王先谦《庄子集解》作“落马首”、“无以得殉名”、“反其真”。
  〔3〕《荀子·解蔽》。
  〔4〕《荀子·性恶》。
  〔5〕《论语·公冶长》。
  〔6〕《庄子杂篇·知北游第二十二》所引略异:“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这证明老聃语录经数百年口耳相传,直到战国中期才写定为《道德经》或《德道经》,即今本《老子》,写定者掺入了“偏将军”、“上将军”等战国时期才有的术语。
  〔7〕参见拙著《寓言的密码》第二十四章《反道德的道德高标》及中卷相关章节,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版。
  〔8〕《庄子外篇·秋水第十七》:“用管窥天,用锥指地。”
  〔9〕《论语·季氏》。
  〔10〕《论语·泰伯》。
  〔11〕《孟子·滕文公下》。“杨”即指道家,先秦尚无“道家”之名。
  〔12〕杨朱之学今已不存,晋人所造伪书《列子·杨朱》或存部分踪影。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