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人情世界的异态返照

作者:李兆忠




  
  在《沉沦》里,“忧郁症”缠身的中国学子先是偷看房东少女洗浴,后来在野地里无意中窥听少男少女野合,然后昏昏懵懵撞进一家兼做皮肉生意的酒店,清白的身体遭到了破坏,之后痛不欲生,投进了大海,临终前还对“祖国”发出“你快强大起来吧”的呼唤。郁达夫写小说一向不讲结构,率性而为,其实这些小说于散漫中仍有一种情节上的因果关系,承担这种“结构功能”的,不是别的,正是主人公的“性苦闷”与东瀛色情风土的互相牵引:《南迁》里,美丽妖冶的房东女儿M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中国学子勾引到手,玩弄和利用一番之后又与别的日本房客发生关系,由此引发了中国学子严重的身心危机,不得不远走房州海滨以疗心头之伤,引发另一轮伤感的遭遇;在《风铃》里,中国学子在汤山温泉胜地与一位良家妙龄少女邂逅,露天温泉里的共浴、风雨大作之夜颇具传奇色彩的一夜同眠,使中国学子心猿意马、想入非非,直到遇见少女的表哥,发现对方一切都在自己之上,便以“败劣地悲哀”突然离开了汤山温泉。这个令人沮丧的记忆,成为这篇散文式小说的“文眼”。
  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文学熏陶的中国学子,郁达夫十分愿意将自己的小说上升到“灵与肉”冲突的高度,在《〈沉沦〉自序》里,作者就称此作“叙带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这种说法后来受到留法女作家苏雪林的痛击,苏氏认为《沉沦》只充满了“肉”的臭味,丝毫嗅不见“灵”的馨香。苏雪林这样分析:“郁氏原来意旨是想描写灵肉冲突,无奈对于心理学太无研究,自己一向作着肉的奴隶,对于灵的意义原也没有体会过,写作的技巧又幼稚拙劣得非常,所以成了这本非马非驴的作品。”(《郁达夫论》)话虽刻薄,却不是无的放矢。难怪连郁达夫的“创造社”伙伴成仿吾也不肯附和郁的这种自说,认为“《沉沦》于描写肉的要求之外,丝毫没有提及灵的要求,什么是灵的要求,也丝毫没有说及”。
  其实,郁达夫的所谓“灵肉冲突”,就是“情”与“欲”冲突,也就是说,亢奋的“欲”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无法自然、正当地得到宣泄,升级为“爱”,主人公为此而苦闷焦虑;在“欲”的茫茫苦海中,“爱”的海市蜃楼显得越发迷人,诱使主人公更加疯狂地追求,尴尬于是不得不出现:在“欲”与“爱”这种互相依存、提升的关系中,“欲”由于过于旺盛,使主人公动辄受诱惑,掉入“淫妇”的圈套,永远没有升华的希望。陷于困境的主人公,自然而然就把责任推向自己的“祖国”。
  欲望这种东西不刺激则已,一刺激便意味着压抑;欲望膨胀得越大,压抑就越厉害,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在东瀛这样一个“人情”异常发达的国度,不受刺激又怎么可能呢?尤其是对于长期受封建道学束缚、性心理不正常的中国学子更是如此。按照周作人的说法:“中国人大多数读书人几乎都是色情狂的,差不多看见女字便会眼角挂落,现出兽相,这正是讲道学的结果。”(《“半春”》)这未尝不是一种经验之谈。据周作人晚年的回忆:1906年秋他第一次到日本,刚进房间,就被下女乾荣子的一双光脚吸引,陷于兴奋与迷乱。赤足这种再平常不过的东瀛日常生活景观,竟能对中国学子产生这么大的震撼,至于铭记终身,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微妙差异、中国人对日本文化宿命性的误读,极具象征地包含在周作人的这第一瞥中。
  在自传体文章《雪夜》里,郁达夫这样啼血坦陈:“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从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的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里巷,行动都和男子无异,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弱柳、瘦似黄花等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磁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是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所以谙习了日本言语习风,谋得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揖别了血族相连的亲戚弟兄,独自一个在东京住定以后,于旅舍寒灯的底下,或街头漫步的时候,最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郁达夫对日本女子的这种赞美,显然已超越了正常的理性,带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味道。在他的笔下,日本女人的眼睛总是又大又黑又亮,体形丰硕完美、极富性感。而事实上,大部分日本女人眼睛都是细而小,身材小巧玲珑,并不见得那么性感。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里就这样形容日本女人的身体:“说得严重一点,她们几乎没有肉体……像纸一样薄的乳房,贴在平板的胸脯上,腹部缩小得比胸脯还要细,从背脊到腰身到臀部都是笔直的一条,没有任何凹凸,整个身躯和脸庞以及手脚相比,瘦弱得不成比例,一点没有厚度,使人感到这不是肉体,而是一根上下一般粗的木棒。”这与郁达夫的观察简直有云泥之别。然而,本土大师老到的眼光终究比异国学子饥渴的目光更加可靠,看来,还是郁达夫的眼睛出了偏差,亢奋的情欲使他专注于那些“肥硕完美”的女子而不及其余,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东瀛女子特有的扬长避短、化腐朽为神奇的装饰才能骗过了郁达夫的眼睛。
  郁达夫的眼光中无疑掺进了西方近代“两性解放”的价值和观念,惟其如此,日本女子才显得如此“肥硕完美”,并且高贵起来。比较一下《留东外史》就更清楚了。在《留东外史》里,日本女人被描写得“淫”而“贱”,显然是作者陈腐的封建道学与“华尊夷卑”观念作怪的结果。衮衮诸公一方面在肉体感官上疯狂迷恋东瀛女子,另一方面又在精神上极其蔑视她们,呈现一种严重的人格分裂。这方面,郁达夫无疑比平江不肖生要先进得多。在他的笔下,日本女子的地位大大升级,从肉体到精神都散发着难以抵挡的魅力和不可冒犯的尊严,成为东瀛“人情的世界”无可争议的王者。这就是郁达夫受了日本女子的气,也无法恨她们,而是把怒气撒向自己“祖国”的原因。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使《沉沦》的主人公极其夸张地喊出——
  
  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地爱我,我也是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事实上,郁达夫在日本的生活并不像他作品描写的那样阴暗惨淡,即使是在写《沉沦》各篇时,作者也过着比较逍遥自在的日子,“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也不愿意用功……”(《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据文学史家研究,郁达夫留日期间曾与多位日本女子发生过恋爱关系,“他在名古屋曾邂逅一位名叫后藤隆子的日本女子,‘相逢道左,一往情深’,两人有较密切的交往;后来又和一位叫雪儿的日本妇女相遇于东京,两人时断时续地同居一年;此外,他对名古屋大松旅馆的侍女梅野,对京都旅舍的一侍女玉儿,也都曾献出自己的热情,并以诗相赠”(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同样,在《沉沦》中作者轻易地将主人公送进了大海,临终还对祖国发出埋怨,而在实际生活中,郁达夫并没有自杀,而是从妓院出来后,冒着雪直接坐车回家,途中思绪翻腾,有一种“全身的骨肉都完全换了”的感觉,并且发出这样的慨叹:“沉,素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那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雪夜》)这种“高于生活”的艺术夸张,当然是“反封”的时代精神和“弱国子民”的屈辱双重激发的结果,但从根底上制约这一切的,仍是那个无所不在的“人情的世界”。难怪在归国的途中,受尽“东洋罪”的郁达夫冒着毒辣辣的三伏太阳,在门司登岸,来到艺妓一条街,对“日本最美的春景”作最后一次“饱看”。作者以悲怆的笔调这样写道:“幸町是三弦酒肉的巢窟,是红粉胭脂的堆栈,今天正好像是大扫除的日子,那些调和性欲、忠诚于她们天职的妓女,都裸了雪样的洁白、风样的柔嫩的身体,在那里打扫,啊啊,这日本最美的春景,我今天看后,怕也不能多看了!”(《归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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