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人情世界的异态返照
作者：李兆忠
头脑烘冬的书呆子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就可想而知了。这方面，《留东外史》提供了太多的证词。在第十四章，周撰在浅草嫖妓时对徒弟连成生说：“到这浅草来的女人，不要问他卖不卖，只看你要不要。莫说是下女，便是她日本华族的小姐，只要她自己肯到这里来，你和她讲价钱就是，决不要问她肯不肯。这浅草，是日本淫卖国精神团聚之处。淫卖国这个字的美名，就以这里为发祥之地。你试留神看街上往来的女子，哪个不是骚风凛凛，淫气腾腾？”根据中国浪子的“嫖经”，日本女子的特性，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肯太给人下不去”。东瀛女子的温柔顺从，竟成为中国学子堕落的渊薮！
公平地说，这种经验之谈决非虚幻，而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独特的岛国风土与生态环境，使日本的两性风尚别具一格，直到近代仍保留着母系社会浓郁的遗风，赤足、裸身、混浴等习俗构成了东瀛岛国特有的原始风情。相关资料显示：在日本，那种源自古代“歌垣”，即青年男女云集山野彻夜对歌求爱的自由交际、野合的风俗一直延续到大正年间。与此相应的是，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色情业和准色情业，艺妓作为日本的“国粹”，以高雅的形式给人身心俱足的服务。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这样论述：“我们对于性享受的许多禁忌是日本人所没有的。日本人在这个领域里不大讲伦理道德。他们认为，像其他‘人情’一样，只要把‘性’放在人生低微的位置上就行。‘人情’没有什么罪恶，因而对性的享受没有必要讲伦理道德。”正是这样的文化风土，孕育了日本“好色”的美学传统。尽管在日语里，“好色”与“色情”有区别，正如叶渭渠说的那样：“日语的‘好色’是一种选择女性对象的行为，不完全是汉语的色情意思。因为‘色情’是将性扭曲，将性工具化、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而‘好色’是包含肉体的、精神的与美的结合，灵与肉两方面的一致性的内容，好色文学以恋爱情趣作为重要内容，即通过歌表达恋爱情趣，以探求人情与世相的风俗，把握人生的深层内涵”（《日本古代文学思潮史》）。在现实生活中，“好色”与“色情”却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中国的正人君子读不下去的色情描写，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一般来讲，它只有格调上的高低，没有道德上的好坏，对社会也不会产生“诲淫”的颠覆性作用。然而，这样一种文学上的人之常情，到了有“色情狂”倾向的中国学子眼里，却另有一番滋润与感化的作用。郁达夫称，他在名古屋高等学校读书的四年里，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计一千部左右，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所谓“软文学”，就是色情小说，郁达夫超常的“性苦闷”，与这些小说的刺激恐怕是无法分开的。《留东外史》里，中国浪子从日本的色情小说里学到不少“吊膀子”的经验，甚至这部小说的写作，都得力于它们的示范，其中不少故事情节，直接来自日本的“软文学”作家小杉天外的作品。
正是这种丰沛的“人情”文化，使日本在欧风东渐的时代，与西方“两性解放”的潮流一拍即合，它们相鼓相荡，汇成一股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人欲洪流，其情形正像郁达夫在《雪夜》里描述的那样——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是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装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的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
“人情”的过于发达，意味着理智与感情的失衡。日本近代的著名思想家和辻哲郎将日本人的性格喻为“台风”，有“忍耐”和“突发”两种倾向。在《风土》一书中，他认为：日本人的性格结构中包含了忍耐和突发两种倾向，这是由东瀛岛国特有的地理风土条件造成的。日本地处寒热带交界处，有强烈的日光照射和丰沛的雨水，但不像东南亚一带一年四季处在热带阳光雨林的淫威之下，单调而无变化；它有北国凛冽的寒风和冰雪，但又不像北欧那样一年到头同样的寒冷，使人感觉迟钝。正是这种地理条件培养了日本特有的热寒带二重性格，犹如冰雪中挺立的竹子，具有柔韧的弹性和应变性，既热烈又沉静，既忍从又反抗，热烈中包含着沉静，忍从中包含着反抗。而且，日本人的性格中还有季节性和突发性，它不固执，犹如樱花的开与谢，在反复发生的忍从的各个瞬间中，包含着突发的反抗，但在反抗中由于自身的变化又会自暴自弃。和辻哲郎无疑是从正面的意义上解释日本人的“台风”性格，却触及了日本人性格的核心。相比之下，学贯东西、富于正义感的加藤周一对日本人的分析更具穿透力，在《日本的泪与叹息》一文中，加藤周一从日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感伤”现象入手，对日本人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状态作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日本人沉迷于感伤的世界，说明其心理中有一种感伤的倾向，从思维方式上说，就是把一切都视作虚无，背后有日本传统的“无常”心理，这种非理性的虚无，会把日本导向可悲的境地。周作人后来也终于醒悟：“日本人是宗教的国民，感情超过理智。”（《苦茶》）这样的文化风土，特别适合文学艺术的生长；日本自古以来发达的文学艺术、日本人丰沛的艺术情趣和艺术才能，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留日文学的滥情、伤感、颓废，那种挥之不去的“戾气”，还有留日作家对西方“浪漫派”文艺的偏嗜，这一切与东瀛文化风土的熏陶，应当有着内在的关系。比较一下同时期的留欧、留美文学的精神风貌，其差别可谓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