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少一个奴隶，多一个弟兄
作者：王书亚
后一条道路跨越了两个时代，也超越了狭义上的奴隶制。因为启蒙运动追求的平等，是打碎了人类的整体性的、原子式的平等，人与人平等得就像两颗遥远的星球。而英国废奴主义者追求的平等，却根植于人类在上帝面前的整体性，平等的目的是平等得像弟兄。废奴已成历史，但这一根植于基督教信仰的理想却从未成为历史。
有人批评《圣经》中没有提出废奴主张。使徒保罗曾在《腓利门书》中涉及奴隶制度。腓利门是当时一位富有的基督徒主人，阿尼西母是从他家中逃跑的奴隶，曾与保罗一同坐监，在狱中成为基督徒。保罗一面要求阿尼西母回去，一面写了一封致腓利门的信，要求腓利门接纳“在基督里”的阿尼西母。既然基督同时为奴隶和奴隶主而死，以上帝独生子的血赎他们的罪，并为他们而复活，奉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就被称为神的儿女。“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就是基督教所传扬的福音。当阿尼西母与腓利门同为神的后嗣时，他就“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一个基督徒奴隶揣着这封信，冒着逃亡奴隶将被处死的危险，凭着信心走在重为奴隶的返乡路上，活像一个卢梭眼里的“疯子”。阿尼西母知道等待他的那个人，在处境中是他的主人，但在灵魂中是他的弟兄。这就是人类废奴史的开端，也是人类史上真正充满希望的画面之一。
基督教的目的不是打倒奴隶制，而是将奴隶意识从人心中废去，在一切处境之下拯救人的灵魂。而灵魂的改变，最终将导致处境的改变。福音也因此成为世俗废奴运动的一部分。以古代奴隶制的消失为例，1827年，德国史家克鲁泽尔在《古代罗马奴隶制概述》中，将近代奴隶制的消失归因于基督教的传播，他认为“奴隶制是世界历史的巨大分界线，它把异教同基督教永久性地分离开来”。亚里士多德曾断言，在奴隶和自由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可言”。但从一世纪起，基督徒却和奴隶成为弟兄，一起在上帝跟前领受圣餐。二、三世纪以来，基督徒开始释放和赎回奴隶。，一位叫卡里斯图斯的奴隶在三世纪成为牧师，再成为主教，罗马天主教甚至将他列为早期的一位教皇。六世纪时，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修筑了当时最雄伟的圣维他尔大教堂，就是以四世纪时一位殉道的基督徒奴隶命名的。事实上，欧洲的奴隶制随着福音的遍传而消失。1102年，伦敦宗教会议确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为非法。在启蒙运动远未到来的14世纪，奴隶制已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基本绝迹。
对非洲的殖民带来近代奴隶制的死灰复燃。但也带来新一轮的福音化。英美废奴运动有两股力量及其象征人物，一是为奴隶争取自由的威伯福斯和他领导的“克拉朋联盟”，一是推动了黑奴福音大复兴的传教士，如著名的莫拉维弟兄会，他们打破传统教会的等次，均以弟兄相称。为要向黑人奴隶传福音，甚至故意成为奴隶，在非洲各处饱受患难，自称“隐藏的种子”。十八世纪后期，“克拉朋联盟”成功推动了允许宣教士到殖民地传福音的立法，新教各大教会如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等，均向各殖民地传播福音，领引大批黑奴归主。英美的普世废奴运动正是“自由化”和“福音化”两种努力的汇合，一种为了“少一个奴隶”，一种为了“多一个弟兄”。
1815年，欧洲各国迫于英国压力同意废除奴隶贸易。消息传来，当晚英国各处的教堂挤满了进来祷告的黑奴。之后英属殖民地迎来了第一次黑人福音大复兴。1824年，伦敦传道会的史密斯牧师，在殖民地的一场黑奴与白人冲突中，以煽动叛乱罪被判死刑，为黑人弟兄而死。史密斯牧师在法庭上一言不发，只在宣判前大声诵读《哥林多后书》第4章8-9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这一事件震动了英伦三岛。威伯福斯因自己没有参与对史密斯牧师的营救，公开向伦敦传道会道歉。这一年，他最后一次向议会提交了彻底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第三代“克拉朋联盟”的领袖巴克斯顿称这份请愿书为“一项革命性的、宣告奴隶制度为基督教和宪法所不齿的提案”。但威伯福斯认为自己犯下大错，选择退出政坛。
威伯福斯的废奴运动，与教会的属灵支持也有着紧密关联。刚信主时，他一度想退出政治，这时他遇见了六十岁的福音派牧师约翰·牛顿。牛顿与当时著名的福音派领袖沈美恩一样，都曾是奴隶贩子。牛顿的母亲为他的悔改数十年不断祈祷。他在母亲去世后悔改信主，写下大量诗歌，其中《奇异恩典》堪称几百年来全世界流传最广的一首圣诗。一天夜晚，威伯福斯来到牛顿住处，向他倾诉，与他一起祷告。牛顿认为上帝要带领这个年轻人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他建议威伯福斯不要退出议会，并为他代祷，“我盼望并相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和我们国家的益处”。这个代祷奠定了威伯福斯一生的方向。福音派领袖卫斯理在威伯福斯一生中也曾恒切为他祷告，离世前还特别写信鼓励威伯福斯。
美国的废奴进程，同样受到福音奋兴运动的影响。1835年全美废止奴隶制协会的成员，有三分之二是福音派牧师。那些建立所谓“地下铁道”帮助黑奴逃到北方的组织者，几乎全是贵格派的信徒。长老会和卫理公会都曾给予废奴运动属灵上的支持。福音派女作家哈拿·摩尔受到威伯福斯的鼓励，在英国各地成立主日学，并写出大量的福音小册子。其中著名的《乡野政谈》，公开反对潘恩建立在人文主义之上的人权论。她后来成为“克拉朋联盟”的成员。摩尔的作品，鼓励了一大批英美基督徒女性投身热烈的废奴浪潮，成为废奴运动中一个美好的见证。其中最为人知的，莫过于写出《汤姆叔叔的小屋》（黑奴吁天录）的斯托夫人，这部小说对美国废奴运动有着深远的震撼力。
福音与政治
许多历史学家对“克拉朋联盟”的评价都不高，认为他们太迂腐，太看重道德立场，缺乏妥协的政治智慧。他们不理解威伯福斯是一个“属基督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属政治的基督徒”。两者都怀有政治的负担，却有天壤之别。政治只是威伯福斯的修道院，不是他的目的地。他认为废奴的目的只是“把人的价值重新带回到上帝面前”。
威伯福斯代表的英国废奴运动，和接踵而至的美国废奴运动，是奴隶制在近代被废止的主要力量。不是启蒙思想家和革命者，而是被他们轻蔑的福音派基督徒，凭着恒久忍耐的信心完成了结束奴隶制的使命。福音奋兴运动诞生于十八世纪的英国，怀特腓和约翰·卫斯理是早期的领袖。1738年，卫斯理参加莫拉维弟兄会的一次聚会，有人宣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序言》时，他如遭雷击，经历了因上帝的话语而得赦免、重生和释放的体验。从此卫斯理走出教堂，到底层民众中宣讲福音，无数工人、农民和黑奴听他讲道之后泪流满面，向着正被大时代所抛弃的信仰归正。在高歌猛进的大时代前夜，基督教信仰迎来了它在理性主义时代的第一次复兴。接下来一个多世纪，人类将进入有史以来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信仰与理性、心灵与处境全面对峙的大时代。福音奋兴运动是基督教信仰面向这一挑战的回应，从此，福音主义与理性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对峙就一直持续到今天。
英美的废奴运动正是福音主义的产物，而非理性主义的产物。1797年卫理公宗（徇道会）脱离国教，圣公会内受福音派的影响形成“低教派”（Low Church），成为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前三十年“全英格兰最深沉、最热烈的信仰者”，威伯福斯正是这一时期福音派的杰出人物，他二十一岁成为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他的好朋友皮特担任首相，希望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威伯福斯二十二岁时受福音运动的影响，成为虔诚的福音派信徒。他在信仰上一面注重“持守加尔文主义（改革宗神学）”，一面也看重“卫斯理福音复兴的重生经历”，主张纯正教义和属灵体验的平衡。既反对陷入教条主义，也反对落入神秘主义。他终其一生为废奴而战，替聋子听闻，为哑巴开口，与哀哭的人同哭，被英国人视为议会中的道德楷模。他以亲身的见证，将福音运动带入英国的政治界和贵族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