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少一个奴隶，多一个弟兄
作者：王书亚
1814年英国打败法国，拿破仑逊位。威伯福斯写下《废除奴隶请愿书》，说服英国议会在维也纳会议上，向欧洲各国要求废除奴隶贸易。在英使斡旋下，各国答应五年内禁止奴隶贸易。整个议会欢呼雀跃，庆祝这一伟大的外交胜利。威伯福斯一人却伏案痛哭，令全场尴尬。他站起来说，非洲还在流血，五年内谁知道法国又会发生什么革命。难道战争中牺牲的无数生命，是为了纵容法国和各国维持一个罪恶的制度吗？他说：“我愿以余生亲尝黑奴的痛苦，而非在这样的欧洲和平书上永远留名。”威伯福斯的信仰力量不但感动了议员，也感动了英国民众。消息传出后，议会在十天内竟收到二十五万封请愿信，一个月内收到一百五十万封请愿信。
“克拉朋联盟”并不是一群书斋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努力也不局限于议会。成员之一的克拉克森是一位著名作家，他的《论奴隶与人口贩卖》及1807年的巨著《废除贩卖奴隶的历史》，对普世废奴运动影响巨大。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就是读了他的书后才决心加入废奴运动。他们当中除了政治家和作家，还有商人和总督。他们不但有基督徒的信仰，也有英国人的智慧。他们在策略上以贸易发展削弱对黑奴的市场需求，以教育提升黑人的价值，希望先用二十年的时间废除视奴隶为动物的贩卖，再用二十年时间以赎买方式废除以奴隶为财产的制度。1890年，“克拉朋联盟”在西非买下“狮子山国”，将他们从欧洲和美洲解救的一千九百八十名黑奴送回那里，建立了一个没有奴隶的自由城，帮助黑人自由劳动，与英国进行平等贸易。这就是今天的塞拉利昂共和国，它的首都就叫自由城。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斯在1984年的《奴隶制度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书中，克服数百年来人文主义的宗教偏见，给了“克拉朋联盟”公允的评价：
克拉朋的这一小群基督徒坚信，人的基本自由和价值，高于任何政治、经济和社会阶级所能剥夺的。这一个信念，是来自上帝在人良知中所刻下的律法，是道德中的至上法条。任何法律违背这一基本点，带来的必将是败坏的连锁反应。这种坚信，凝聚了这批基督徒，为扭转整个时代的伤害，全心全力地投入政治改革，以整整五十八年（1780-1838）持续的努力，慢慢的挪除一切人为制度与法律上的拦阻。这一群基督徒，个个坚守圣洁的生活，以执行这项圣洁的律法改革。并似乎是在永无止尽的反对中屹立不摇。
威伯福斯一生谨慎的看待福音与政治的关系。他说：“福音和政治自由是上帝帮助黑人的两条平行轨道。基督徒政治家仍需推动废奴的立法，宣教士仍需忠于他们的立场，黑奴信主后仍需守法。”他一生坚持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的精神。但与自由主义者的理解不同，分离的意思不是政治与宗教无关。在威伯福斯看来，与信仰无关的政治只可能是专制。分离的意思是任何人的信仰不被强制。而宽容的基础也不是价值的多元，恰恰是对真理的确信。１７８９年英格兰与天主教国家爱尔兰合并，引发政教冲突。威伯福斯为捍卫天主教徒的参政权，公开反对乔治三世，直到十年后天主教徒取得议会的席位。他说，一个基督徒政治家永远不需要担心结果，他只应担心“有没有用不公平的方法去胜过对手”。真信心是宽容精神的来源，不宽容的根源在于恐惧，而恐惧来自于不确信。
四十年后，威伯福斯宣布退出政治圈，此时英国上下两院的基督徒超过了两百名。
福音与保守主义
“克拉朋联盟”为废奴奋斗的半个世纪（1780-1838），恰好是英国保守主义和议会政治的形成时期（1770-1832）。除了短暂的中断外，托利党人几乎一直执掌大权。同时这半个世纪也是理性主义和自然神论等思潮对基督教信仰构成最大挑战的时代。以赛亚·伯林曾列举启蒙时代的“六个自由的敌人”——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这六位先生恰好也都死在这半个世纪内（1771-1831）。
这就是威伯福斯身处的三个大致重叠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冲击下，欧洲进入了法国流亡者夏多勃里昂子爵在《墓中回忆录》中所称的“一个失去神圣权威的世界”，人类的价值观剧烈摇晃，但最终在英国重新站稳脚跟。在威伯福斯的一生中，英国为世界积累起三笔影响至今的精神财富。一是废除奴隶制，二是福音奋兴运动，三是保守主义。
英国的保守主义有三个源头，一是基督教信仰，尤其是清教徒和福音派传统。这一源头可以追溯到1594年，改教家理查德·胡克发表《论教会体制的法则》，其中突出而明确的表达了保守主义的信念。二是普通法的传统，代表人物是柯克和布莱克斯通，后者在1769年发表《英国法释义》，对英国法治传统作了最杰出的阐释和守望。三是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代表人物当然是大卫·休谟。保守主义的意思就是对这三大源头的保守——信仰、宪法及其在时间中的经过。而这几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混合体。直到二十世纪初，英国保守主义理论家塞西尔仍然认为，保守主义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在政治范围内监护人民的信仰。
这半个世纪内，英国恰好涌现出三位塑造了保守主义品格的政治家。一是被称为第一位保守党首相的皮特。他堪称英国保守主义的政治之父。二是柏克，他的《法国革命随想录》被一位德国政论家称为“在所有语言中出现的对革命思想的最有力的驳斥”。柏克虽是辉格党人，却因此成为保守主义的集大成者，可谓保守主义的思想之父。第三个是威伯福斯，他是英国保守主义的信仰之父。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在世俗政治中高举基督信仰，并获得如此成功的制度成就，同时又成为令人感佩的道德典范。
在私人影响上，威伯福斯也堪称前两位的教父。皮特与他是终身好友，支持废奴运动。1792年，皮特在国会发表演说，将近代非洲黑奴的命运，同古代不列颠人在罗马奴隶市场上的命运对照，打动了许多议员的心肠。尽管皮特一直不是基督徒，威伯福斯与他的政见也不总是一致。但丘吉尔认为，威伯福斯还是足以称为皮特的“精神导师”。而柏克早年尽管重视宗教价值，自称对宗教的信赖“比所有法律条文加起来的效力和影响，更胜出无数”。但他对传统和习惯的保守，还是更多的来自经验主义。直到1797年，柏克读了威伯福斯《真实的基督教》一书，才慢慢转变为一个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但他出于对大革命的极度反对，没有耐心区分两种废奴运动的差异，因此反对废奴运动。认为一切废奴主张都难免“充满了雅各宾党人的气味”。
威伯福斯和福音运动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的保守主义政治。1794年，英国在大革命冲击下爆发激进浪潮，人们热烈的宣称攻占巴士底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皮特政府先后两度暂停“人身保护令状”的实施，甚至促使议会通过了限制集会法令，凡五十人以上集会，须经三名治安官批准。在这一保守主义立法时期，威伯福斯坚定地站在皮特一边。他认为每个人都应是自己理性的管理者，当个人理性被公众的激情所煽动时，有必要限制这样的集会，“使愤怒和仇恨在群众中慢慢的沉淀下来”。威伯福斯对广场政治充满戒心，终其一生不参加任何竞选活动。
另一方面，福音派牧师教导成为基督徒的黑人仍要遵守法治传统。历史学家汤普森评价卫理公会的历史作用时，认为福音运动一面赋予工人尊严，启发了他们的觉悟；另一方面教导工人遵守纪律，服从权柄，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工厂时代培养出第一批敬业的劳动者。
结语
两百年来，威伯福斯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更激励着那些致力于社会政治改革的基督徒。如林肯、马丁·路德·金等，都曾表达对威伯福斯的敬意。2005年，美国参众两院的十五名基督徒议员，效法“克拉朋联盟”，成立了国会山祷告小组。一年多来，他们推动丹麦、英国、德国等国的一些基督徒议员，纷纷成立祷告小组，为各自的国家认罪祷告。
威伯福斯是近现代一位罕见的政治家，一个在成熟政客的眼里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白痴”还要白痴的政治家。在肮脏的领域凭着信仰胜过种种试探。1807年2月23日，《废奴贸易法案》通过的那一天，威伯福斯跪在下议院的角落里，流泪祷告的一幕，将永远留在人类政治史上闪耀信仰之光。他的墓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西敏寺），这是人类史上一种宪政体制（威斯敏斯特模式）的诞生地，也是基督教史上的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信条）的诞生地。以刻在这里的墓志铭结束这篇纪念文章，是最合适不过了：
温暖的仁慈，及昔世的公义
为地上添了一个基督徒生命，永恒不变的辩才。
在每一个公共事务上，他如此卓越，
在每一个公益运动里，他是马首，
不论在当时或是在属灵上，
他解脱了彼时人们的需求，
凭着永不气馁的努力，
藉着神的祝福，这份努力除去了英国
贩奴的罪孽，
并预备了一条奴隶解放之路
铺满大英帝国的每一个属地
（《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张文亮著，敦煌文艺出版社“新百合传记文丛”，2006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