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
作者：卢周来
被马克思批判过的“调和派”人物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本质上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面对当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鸿沟，尤其是面对着劳动者的深重苦难，他发出了这样的不平之鸣：“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和具有各种苦难与不公的现今的社会状态之间做出选择；如果私有制必定带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结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有名义上干点工作的人居其次，而干着最繁重最肮脏的活的人所得甚至无法肯定能否养家糊口；如果要在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之间做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大小小困难在天平上将轻如鸿毛。”
当然还有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中国人知道得较多的可能是他支持“面包是穷人的权利”以及“穷人对富人的斗争”，但他内心深处其实有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担心。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承认未来时代是属于共产主义的，我是用一种忧虑的和非常恐怖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当真，我想到了那个时候，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者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时，我总是惊恐欲绝。他们将要用胼胝的双手毫不悯惜地摧毁我无限心爱的一切美丽的白石雕像，他们将粉碎诗人所非常喜爱的艺术方面的一切游戏和虚幻的想像；他们将要毁坏我的月桂树丛林，而在那里栽种马铃薯……我的诗集将被香料杂货小商贩用来做纸口袋，给未来时代可怜的老太婆装咖啡和烟丝。”但面对着当时那个不公平的世界，这位伟大的诗人接着写道：“虽然如此，我坦白地承认，正是这个对于我一切的趣味和爱好如此敌视的共产主义，它对于我的心灵发出一种诱惑力来……因为它的对面是一个旧世界。但愿这个旧世界崩溃，这个好人遭殃、坏人得势、人剥削人的旧社会！但愿它遭受彻底的破坏，这个外面粉刷洁白，里面充满了欺骗和腐败的坟墓！并且应该给这位香料杂货小商贩祝福，他将来要把我的诗集做纸口袋来给可怜的好老太婆包咖啡或烟丝，这些老太婆在我们今天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上或许连这种享受都得不到呢！”
除了作为社会不公平的产物，社会主义同时还是社会不公平最好的解毒剂。
欧内斯特·芒德尔面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反社会主义浪潮曾经指出：“在对社会主义一百五十年的斗争经历进行反省时，我们的指控在这一点上应该留有余地……社会主义者一百多年来的顽强努力，最终使社会现实发生了世界性的根本变化：一百五十年前，八岁的女孩子就在煤矿的非人条件下做苦工。而在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惨事都不再有了；一百五十年前，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平均工时为每周七十二小时或者更长，而今天的平均工时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中已缩短到了三十六小时。一百五十年前，病人、残疾人、失业者和老年人只能在极度贫困中生活，而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已有可能使绝大多数职工免遭这样的贫困。”“此外，人们不再简单地相信1850年、1900年或1944年时曾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传统价值：‘这是上帝安排的’、‘贫困总是存在的’、‘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杰出的人’、‘最优秀的人统治着我们’”，这也是因为社会主义曾强调“创造幸福要靠我们自己”、“贫困源于剥削”、“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结果。
即使是被我们中国某些智识者现在努力在抹黑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在世界历史上却是左翼思想推动人类进步最快的年代。作为对东方社会中社会主义左翼浪潮的呼应，在美国等西方社会，彻底冲破种族、肤色、性别与信仰造成的不公平的民权运动恰是在这一时期发生，并最终重新塑造了一个将“社会公平”视为基本的“政治正确性”的世界。
我之所以回顾这段社会主义思想史，当然还是为了针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
2004年以来，“郎顾之争”开启了中国知识界关于改革之争，而支撑争论背后的，恰是因改革与发展成果分配不均而导致的日益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但是，有人为了能在争论中占上风，很轻松地使出惯用的手法，认为这场争论的背后其实是第三次“姓‘社’与姓‘资’”之争。正如我前面所言，在这些人看来，只要唤醒了人们关于某个年代的回忆，以社会公平为基本诉求的社会主义，就好像将与“贫困”、“专制”、“财产剥夺”联系在一起而身负原罪，因而就可以让对手噤声。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这次普通百姓并没有被唬住。到2005年年初，南方有一个媒体发表了题为《更多社会主义、更多市场经济》的评论。对着这个标题，我感慨万千：面对中国社会愈来愈大的贫富鸿沟，在“社会公平”这个词被忽略甚至被玷污了若干年后，我们终于有人重新提出：在需要“更多市场经济”的同时还需要“更多社会主义”。这使我又想到海因里希·伯尔在其著作《保卫马克思》中曾发出过的呼吁：保护卡尔，不要让我们的子孙认为社会主义是可怕的幽灵！
是的，建设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我们需要更多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