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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杂志》搞些什么名堂？
作者：孙光萱
3. 宣扬科技界最容易出修正主义，鼓吹在科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4. 借批“洋奴哲学”为幌子，反对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理论。
如果以上这些出之于一般的泛论，那倒也罢了，可恶的是安钉子、搞影射，直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现举几个突出的例子来说。1973年创刊号上刊出了《天文学从社会实践中来》（署名佘珊，即上海“佘山”天文台的谐音）。这篇文章初稿交给天文台的专家讨论时，有人提出文章忽视理论的作用，不符合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指示的精神，建议修改。结果修改稿送到市委写作组，王知常看到后大骂“战斗性不强”，下令增加“战斗性”内容，并特地为这篇文章拟了三个小标题：“古代天文学知识是从生产实践中产生的”，“近代天体力学理论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现代天体物理学是在社会实践需要的推动下发展的”。明白了以上所说的背景，再来看看此文何以竭力贬低“基础理论”，片面强调“社会实践”，其用心也就不言而喻了。
1973年第2期发表的《人类在战胜异常气候中前进》和《荀子〈天论〉评注》两篇文章，也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1972年，世界各地气候变化异常，我国也发生大范围的南涝北旱，周总理对此十分关切，于1973年5月指示“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多多提醒各地坚持防涝抗旱措施，不要丝毫松懈”，“可以适当进口一些粮食”。就在周恩来指示后不久，姚文元便要肖木（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后调北京任王洪文秘书）给朱永嘉传话说：“气候异常问题，国外叫得很凶，是否可以从哲学上议论议论。”又说：“荀子《天论》也可以注释。”朱永嘉、王知常便根据上述授意炮制了这两篇文章，王知常在《人类在战胜异常气候中前进》中塞进了这样的话：“气候异常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如果竟有人相信气候异常将造成一个‘缺粮的时代’，恐惧莫名，惊慌失措，那就真可以说是我们祖先的不孝子孙了”。王知常还亲自为《荀子〈天论〉评注》一文加了“编者按”，然后逐段作“注”，隔几段作“评”。在“评”中王知常再次心怀叵测地说：“自然界是在不断发展着的，人类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着的。即使是在今天，人们对自然现象也还有许多地方不能认识，如近年来气候反常等情况。值得深思的是，有些人竟因此而得了气候恐惧症，叫嚷什么‘冰川’要来了，‘良好的气候’一去不返了，‘饥饿的时代’要到了，如此等等，神经就未免太脆弱了。”事后，王知常直言不讳地对别人说：“《荀子〈天论〉评注》为什么写得好，是有背景的，你们知道吗？外贸部进口了大量粮食！”姚文元对这些文章十分赞赏，还在《自然辩证法杂志》出版面世以前（第2期在1973年11月出版），就把《人类在战胜异常气候中前进》一文拿去，抢先在《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上刊出了。又有一次，“四人帮”党羽听说周恩来在接见美国基辛格时说到，犹太民族出了几位伟人，如马克思、爱因斯坦，高度评价了爱因斯坦对人类做出的贡献。他们就特地在《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第3期上刊出了《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力图贬低爱因斯坦，影射攻击周恩来。
《自然辩证法杂志》设有“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从实践中学习自然辩证法”、“儒法斗争与自然科学”、“自然史话”等专栏，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不少影响很坏的文章。为了变换花样，吸引读者注意，刊物还时不时发表一些杂文，这些杂文举起大棒，嬉笑怒骂，显得特别恶劣，现举一例，以窥其余：1974年第1期发表了《岂止是“客套”！》，该文开头写道：“不知从何年何月起，不少科学论文的后面拖出了一条尾巴：‘本文曾经某某、某某某先生指教、审阅，在此谨表感谢。’”接着便无限上纲，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在科学领域里由谁专政的问题”，耸人听闻地写道：“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面前唯唯诺诺，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认可为荣，见了学术‘权威’低三下四，见了洋‘权威’更是膝盖发软，这些看起来只是个业务上的问题，但是，从来就没有脱离政治的‘纯’业务。只讲业务，不问政治，这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政治。”“在这个问题上不保持清醒的头脑，无产阶级科学事业的大权就有旁落的危险。‘客套’事小，关系重大，还是把这一套陈腐的东西洗刷掉为好。”不必阅读全文，光看引用的这些话，就可以了解“四人帮”的腔调文风是多么可怕了。
如果说《自然辩证法杂志》在开始还是较多地采用埋钉子、放冷箭、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等伎俩，那么，到了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它就剥去了任何伪装和外套，开始赤膊上阵了。早在1975年底，姚文元就向上海市委写作组下达了批示：“当前教育战线大辩论中提出的一些论点，涉及到哲学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马克思哲学与自然科学，教育革命和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与政治。”《自然辩证法杂志》编辑部当即把姚文元的批示具体化为三个组稿重点：一是哲学指导问题，二是开门关门问题，三是教育革命是好还是糟的问题，接连在1976年（该年共出三期）刊出《科技领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提的什么纲——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等文章，成为不折不扣的“批邓”的重磅炸弹。
姚文元1974年1月在上海接见市委写作组朱永嘉、王知常等负责人时，曾不无得意地说他原来是搞文艺评论的，但是这几年文艺作品看得比较少了，科技书倒是看了不少。众所周知，姚文元本是靠在文学艺术界挥舞棍棒起家的，经过“文革”开头几年的批判斗争，文艺界已被搞得七零八落，不成气候了，而在“四人帮”眼中，科技界尚未完全“就范”，姚文元这番话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了他今后的工作重点和矛头所向，《自然辩证法杂志》所以受到他的重视也就不言而喻了。遗憾的是直至今天，尚未见到有人揭露《自然辩证法杂志》的真相，笔者经过大量的调查核实，发表此文，意在抛砖引玉，引起哲学、社会科学和科技界人士的重视，把该杂志当作难得的反面教材，进行认真的审视和剖析，为发展科学技术助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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