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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杂志》搞些什么名堂？
作者：孙光萱
《自然辩证法杂志》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创办的一本季刊，分十六开、大三十二开两种不同版本，每期约十五万字。从1973年6月第1期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共出版了十三期，从总第四期开始，每期销往香港数千册。
和“帮刊”《学习与批判》、《朝霞》相比较，《自然辩证法杂志》的影响似乎要小一些，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人们也较少提到它。时至今天，不少天真的读者乍一见到这本刊物，望文生义，还以为它是一本普及“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刊物。这就南辕北辙，大大违背“四人帮”的初衷了。
“四人帮”及其党羽决不做亏本的生意，所有的“帮刊”都绑在他们的战车上，向着周恩来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守旧势力”发起攻击，只不过有的比较露骨，有的比较隐蔽，有的全面开火，有的侧重在某个领域捣乱罢了。剥去画皮，揭示真相，可以明确看出，《自然辩证法杂志》打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幌子，破坏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搞乱自然科学界，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干了不少坏事，搞了不少名堂。
先来看看《自然辩证法杂志》出笼的背景。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针对“左”的路线造成的破坏，在各条战线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以拨乱反正。1972年周恩来多次就自然科学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问题作出指示，７月２日他会见回国探亲的杨振宁，开门见山就说：杨先生说我们基础科学理论太贫乏了，而且也不同国外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是看到我们的毛病了。7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籍科学家任之恭等人时，嘱咐陪同接见的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周培源在北大传达周恩来的讲话，受到广大教师的欢迎，周培源在7月20日致信给周恩来反映这一情况，周恩来接信后即于7月23日就周培源来信事批告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要求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正是由于受到周恩来的指示和鼓励，周培源应《人民日报》记者之约，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这篇文章批驳了“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办工厂研究代替实验课教学”、“按产品划分设置专业”等错误倾向，提出“理与工、应用与理论都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改造和建设实验室，加强实验训练”；“对基本理论的教学研究予以足够的重视”等重要主张。毫无疑问，这些主张在当时来说具有迫切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以及周培源这篇论文戳到了“四人帮”的痛处，张春桥、姚文元很快行动起来，姚文元先是不准周培源文章立即在《人民日报》发表，力图加以降温和限制，接着一边装模作样地要求《人民日报》记者带着周培源文章到上海高校去征求意见，另一边背地里又赶快密令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抢在记者到来之前，做好各种应对办法。这些办法共分两步：先是布置好和《人民日报》记者所开的座谈会，刻意制造上海高校要和周培源文章进行“商榷”的舆论假象；然后转守为攻，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办刊物公开发行，以便在今后牢牢地掌握主动权，扩大“四人帮”的舆论阵地。姚文元向朱永嘉授意道：“如果有了刊物，好处很大，看你们有没有兴趣，报一个名单给我。”姚文元还提纲挈领地概括了这场交锋的要害，他告诉朱永嘉说：“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最大的是自然辩证法”。朱永嘉对此心领神会，赶快跑到复旦大学进行布置，确定哪些教师和记者座谈，应该怎样发言。朱永嘉特地提了几个问题来讨论：“理科和工科怎样分工呵？科学理论究竟从哪里来的呵？微积分是不是三百年以后才有用呵？”以便“统一认识”，和周培源进行“商榷”。记者这一关应付过了之后，朱永嘉又趁热打铁，于10月20日和22日在康平路写作组总部接连召开了“自然辩证法问题座谈会”，朱授意部分出席座谈会的教授和科研人员发言要突出重点，最后则都要归结到：“搞自然科学理论研究，必须首先学习、研究自然辩证法，要有阵地，办刊物。”朱永嘉的导演十分成功，座谈会一结束，即把座谈会记录报给张春桥、姚文元。张、姚自然高兴，觉得收到了一箭双雕之效：一是化被动为主动，挡住了周培源的“攻势”；二是为办刊物制造了舆论。张春桥摆出倾听下情和民意的姿态，要朱永嘉告诉上海市委送报告给中央，打算在上海办刊物。报告到了中央，自然转到了“舆论总管”张春桥、姚文元手中，张春桥便于1972年10月26日批示：“可以出刊物。”姚文元也于11月9日批示：“同意春桥同志意见。”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自然辩证法杂志》便于1973年6月正式问世了。这里还得补充一点：姚文元在这过程中因为自恃上海高校会不断发表不同意见，便下令不准《人民日报》发表周培源文章，而是改在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这样做，一是缩小周培源文章的影响，表示该文不代表“中央”意图，二是鼓励上海等地继续展开“讨论”，实即进行长期的围攻。
二
《自然辩证法杂志》由写作组核心组成员老王（为了区别于瘦小的王知常，写作组内部也都称他为“大老王”）分管。为了确保贯彻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和主张，朱永嘉、王知常多次向老王交底：“一切只听张、姚的。”“姚是实际上的主编。”“搞理论有南派北派，京派海派，我们就是要坚持搞我们的南派、海派。”王知常甚至私下露骨地对老王说：“我们这个杂志，只搞一家之言，不搞百家争鸣。”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姚文元确实没有辜负朱永嘉、王知常一伙的盼望，他对杂志抓得很紧，每一期样稿都要送给他，除1976年所出的三期杂志未见他的回音外，前十期杂志，他几乎期期都有批语或意见。
根据姚文元的授意，《自然辩证法杂志》确定了编辑方针和主攻方向。还在杂志创刊以前，朱永嘉就向大老王明确交代：“现在科技界最大问题就是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和理论脱离实际。搞这个杂志，要突出宣传这两个问题，不去搞‘三百年后有用的东西’。”何谓“三百年后有用的东西”？此处需要略作补充。周培源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中说过一段话：“回顾数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数学的有些部门在发展的初期，看不出对当时的具体生产实践有何用处。微积分是在三百多年前经过长期的数学实践分别在解决行星运动问题和求曲线的切线斜率的科学实验中发明的。但它在今天已经成为解决生产问题不可缺少的数学工具。”周培源的本意是为了纠正把理论联系实际仅仅看做满足当前需要的倾向，肯定理论研究有其相对独立性。没有料到这个关于微积分的例子竟被“四人帮”概括为“三百年后有用论”，大遭挞伐，进而又成为《自然辩证法杂志》的攻击目标。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清查统计，《自然辩证法杂志》一共刊登了二百五十四篇文章，还有三十四篇资料和外论选译，所有这些文章，除了极少数（约二十篇）是采用自动来稿外，极大多数都是由杂志编辑人员根据“四人帮”总的意图进行组织，又经过“四人帮”党羽、亲信等精心审改后抛出的。这许多文章是怎样搞乱人们的思想、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呢？概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宣扬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全盘否定宇宙学、相对论、基本粒子物理学、控制论、分子生物学、摩尔根遗传学等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把这些统统贬之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产物”。姚文元还授意其党羽每期杂志要有一个中心，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去“触及”，即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把人们的思想搞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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