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
作者：刘绪贻
现在总结起来看，大体上可以说，在同僚和学生的协助下，我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1979年至2006年，我一共发表了美国史论文和其他文章七十六篇，译文三篇。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持翻译的《一九零零年以来的美国史》(上、中、下三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印行了我主持翻译的《新政》。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刘末合译的《被通缉的女人》(美国黑人女英雄塔布曼传)。1984～198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美国现代史丛书》三种。198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主撰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1988年，该社又出版了我主译并总校的《注视未来——乔治·布什自传》，这两本书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据说美国有四份华文报纸为后一本书的出版发了消息(我手头只有纽约《联合日报》剪报)，老布什总统还给我写了感谢信。198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我和刘末合译的美、苏学者合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一书。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并参加撰写的《战后美国史，1945～1986》。199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主持翻译的《艰难的旅程——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美国政治生活史》，1993年，该馆又出版了我协助朱鸿恩翻译并由我总校的《罗斯福与新政(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零年)》。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存训协助我撰写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所著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1989―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与杨生茂任总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丛书》(《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和《战后美国史》收入该丛书作为第五、六两卷)。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世洞共同主编的《美国研究词典》，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编撰的《战后美国史》增订本《战后美国史，1945―2000》。同年，人民出版社以这个增订本《战后美国史》作为第六卷，并请《美国通史丛书》其他各卷负责人对原书做了必要的修订，出版了共约三百万字的六卷本《美国通史》。2005年，这套《美国通史》又由中国出版集团选入“中国文库”，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这套《美国通史》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呢？我们全体参加编写人员，从制订编写这套书的计划起，就不断探讨这个问题。结合此前我国美国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必须使这套书具有以下五个特点：首先，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又要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并结合美国历史实际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述；要写出中国美国史著作的特点，体现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最新水平。其次，要理论联系实际，纠正一些流行的对美国历史的错误和模糊认识；既要借鉴美国一些对我国有益的经验，又要消除人们对美国存有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第三，要冲破虽未公开宣布但实际存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的界限，不能像以往美国史出版物那样只写到二战结束时止，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今的美国。第四，要全面论述美国历史，不能只写成简单而片面的政治、经济史。第五，要运用比较丰富而新颖的资料，要附有全面扼要的外文参考书目和便利读者的索引。我们全体编写人员在写作过程中是力图体现这些特点的，但究竟做到什么程度，当然只能由读者作出判断。
从我个人来说，在学术上是否作出过什么贡献呢？外界的评论很多，大都过誉。比如黄安年、任东来、杨玉圣三位教授说：刘绪贻先生“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学科规划、队伍组织、人才培养、著书立说、翻译介绍等诸方面，贡献彰著，德高望重”〔1〕；朱庭光、武文军两位研究员认为，我的美国史研究可以自成一个流派〔2〕。这都是我不敢当的。具体而言，我做了以下一些工作：(一)我和同僚、研究生一起冲破了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禁区。因为经典作家没有人对二战后资本主义作过系统的学术论证，人们难以找到“根据”，改革开放以前出版的我国学者写的世界史和国别史，没有一本敢写到二战后的(个别美国史著作略为涉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1979年起，我就陆续发表二战后美国黑人运动史的论文。1980年，我接受了主编并参加撰写《战后美国史》的任务。从此，除我自己发表涉及战后美国史论文外，还鼓励同僚和指导研究生发表了一系列从杜鲁门到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史论文。这样，就如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理事长齐世荣教授1984年4月5日给我的来信所说：“现代史、尤其是战后的当代史，一向列为禁区，无人敢碰，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很值得我学习。”的确，不仅美国史研究的战后禁区，就是世界史研究的战后禁区，从此便被冲破了。(二)我成功地为罗斯福“新政”翻了案。解放以来、特别是1960年以来，我国史学界大都对罗斯福“新政”持否定态度。有的书说：“从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新政完全代表着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3〕有的文章说：“新政摧残了人民民主权利。”〔4〕又有的文章说：“罗斯福新政与其他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办法一样，结果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5〕我查阅许多有关资料，了解到这些论断大都是“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的产物，与罗斯福实行“新政”的史实并不相符。比如，罗斯福“新政”是在1939年暂时告一段落的。这一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比1932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按1958年美元计算，这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一千四百一十五亿美元增长到二千零九十四亿美元。按人口平均可以自由支配的个人收入，从1933年的八百九十三美元，增加到1940年的一千二百五十九美元，垄断资本利润也增加了。因此，从1981年起，我就不断地发表文章，为罗斯福“新政”翻案，将它的作用定位如下：罗斯福“新政”是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迅速地、大规模地向非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保存资本主义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生产关系，限制垄断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缓和了阶级斗争，基本上克服了1929～1933年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延长并加强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大约到1987年我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一书问世后，我国美国史和世界史的出版物中，就再也难看到否定、特别是彻底否定罗斯福“新政”的论点了。(三)我提出了两个新概念。根据上述我对罗斯福“新政”作用的定位，罗斯福“新政”作为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既不同于列宁论述的只对资本家、银行家有利而对工人、农民有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6〕，也不同于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扩张侵略的法西斯式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一种西方学者称为“福利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称之为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新概念已被一些美国史和世界史出版物所沿用。其次，我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仍然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因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已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已不是一般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是帝国主义时代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这个时代起，世界现代史中的许多现象，如果不考虑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引起的变化，是不可能认识和阐述清楚的。这个时代新概念的成立就意味着列宁时代概念的过时，所以有勇气接受的人还不多。(四)我提出了两条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一条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要挽救它并延长它的生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大力加强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但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须有别于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且要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关系，限制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以便适度减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缓和阶级斗争。另一条是：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可以暂时克服垄断资本主义最严重经济危机并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到一个相当长时期，但是，这种大规模赤字财政政策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生产停滞的危机也不能避免，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引起更加难以克服的新型经济危机——滞胀〔7〕。(五)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原理和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的理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思想体系，要从总体上发展它们，谈何容易，但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只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密切结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并不是不可能的。比如，在十九世纪(主要是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一些著作中，“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他们大都“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国家不管他们，甚至把他们一脚踢开”；资产阶级则尽量榨取剩余价值，一般只习惯于原始的工业专制主义——延长工时，压低工资，加强劳动强度，进行血腥镇压。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便成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随着无产阶级的逐渐强大和日益觉醒，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剝夺者就要被剝夺了。”〔8〕恩格斯在1847年末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9〕后来，列宁、斯大林也一再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就要灭亡。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爬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宝座的美国，工业、财富、生产力高度发展，为什么没有像经典作家们预言的那样，出现“剝夺者被剝夺”的革命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中找到答案的；找到答案也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后来，我通过钻研经典作家、经济学家们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论著，了解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早已从一般或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大多数已成为中产阶级，不再是机器的单纯附属品，不再是活不下去；资产阶级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对工人阶级也尽量不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方法，而是一方面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一方面微妙地迎合工人的自我意识，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虽然仍有矛盾和斗争，但已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争取活得更好些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目的，不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改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因此，就出现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以上所述，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的发展〔10〕。我是怎样发展列宁帝国主义亦即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的呢？列宁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认为工人、农民将受到更严重压迫和剝削，资本家将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这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然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但是，后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发展并非如此。我从罗斯福“新政”的研究入手，发现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列宁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德、意、日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能减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缓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延长并加强垄断资本主义；目前，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基本上都是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我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11〕。总之，如不少评论者所说，我对列宁逝世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是有独创见解的，但这种见解是否正确，则有待于读者判断和时间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