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
作者：刘绪贻
四
最后谈谈我研究美国史得到的主要支持和帮助以及遇到的主要阻力。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两篇文献发表后，尽管“左”倾教条主义的势力仍然雄厚，但逐渐有些比较开明的编辑、报刊、出版机构受到影响，愿意并敢于出来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打破长期思想僵化的局面了，这就是支持和阻碍我的美国史研究的社会基础。1979年，我承担编写《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一书任务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认为先把罗斯福“新政”的历史研究清楚，是写好这段美国史的关键。于是，我在和两位同僚拟订全书详细提纲的同时，还重点研究罗斯福“新政”。但到1980年我又接受编写《战后美国史》的任务时，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研究生外，愿意和敢于和我合作的同僚只剩一人。这也难怪，大家对闯禁区心有余悸嘛。1981年5月，我试写出第一篇为罗斯福“新政”翻案的论文《罗斯福“新政”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作用》，在《历史教学》编辑部和杨生茂教授支持下，于同年9月问世，没有引起什么波澜。这年11月，我又写出一篇观点更加鲜明的、为罗斯福“新政”翻案的论文《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12月寄《世界历史》，久久不见动静。1982年6月，《历史研究》严四光编辑读此文后为该刋约稿，但不知何故，后来又毁约。直到1983年，《世界历史》朱庭光主编向我详细了解情况后，此文才在是年该刊第二期刋出。此文发表后，引起较广泛共鸣，有些出版物全文转载。但是，由于此文对于“新政”的看法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黄绍湘教授美国史著作中对于“新政”的看法很不相同，她就写了《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12〕和《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浅见》〔13〕两文，对我的观点进行批驳。1985年，《世界历史》又先后发表了我和黄先生争鸣文章。本来，学术争鸣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发展学术有好处。但是，可能由于支持我的观点的人较多，黄先生就不再遵循学术争论的正途，却写信给她的朋友、当时一位领导同志告了我的状，说我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领导得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这位领导同志将此告状信批转给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处理，该院长又将信批转给该院所属世界历史研究所，也就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挂靠单位。该所虽然并不支持黄先生告状信(尽管黄是该所研究人员)，但它顶不住那么大政治压力，只好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转到南开大学去了事。另一个重大阻力也很有来头。解放初年，武汉市是直辖市，李尔重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杨文祥是其下属，我任市总工会宣传部长，彼此相识。1983年1月14日，杨约我往见卸任河北省长回武汉市定居的原湖北省委书记李尔重，说是他想与我合作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但在后来的谈话中，当我提到罗斯福“新政”曾有助于美国工会运动这一铁的史实〔14〕时，他却没让我把话说完，就疾言厉色地打断我说：“这个问题英国《大宪章》运动时就解决了。罗斯福是个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他还会帮助美国工会运动？”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后来我想，我们党内虽然有范文澜、李锐、顾准等这样一些真正的学者，但也有些老革命做学问忽视“真理愈辩愈明”原理，自以为真理在握，唯我正确，听不得不同意见。英国《大宪章》运动解决的主要是君主必须受宪法、法律约束的问题，罗斯福“新政”解决的主要是工人不受资本家约束自己组织工会的问题，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怎么能扯在一起？罗斯福总统是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作为一个研究美国史多年的老学者，这点常识当然用不着别人提醒，但是，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罗斯福这个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其解决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办法，是可以和其他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办法不同的。这个问题，我已在我的不少美国史著作中提醒读者了，此处不赘。据此情况，我仍请杨文祥转告李尔重前省长：过去你是市委宣传部长，我是市工会宣传部长，根据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你的话我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于今是合作做学术研究，你怎么能“一言堂”呢？这样，合作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事当然是不可能了。但后来李尔重前省长还是抓住我的美国史研究不放。现举两例：1989年，我经《湖北日报》理论部一再要求接受了采访，当我“论当代资本主义新特点”的谈话2月23日在该报“理论周刊”一百五十一期发表后，当时任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尔重前省长在列席湖北省委常委会时发言说：刘绪贻在《湖北日报》发表的言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1995年5月12日，《长江日报》周末版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拙文《罗斯福与中国抗日战争》，他又在湖北省委、省人大联合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武汉大学有个刘绪贻，他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是个民主总统，帮助过中国抗日战争，我说他是胡说八道。实际上，说罗斯福总统是民主总统不独斯大林在1946年论述过，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悼念罗斯福逝世的社论题目就是“民主巨星的陨落”；至于罗斯福帮助过中国抗日战争，这是目前我国世界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作为一位前省委书记、前省长，他还是有机会在一个重要的所谓学术会议上点名批评一位老学者“胡说八道！”第三种阻力来自我工作的单位。现举数例：1983年11月16日，我在武汉大学校庆纪念会上以“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为题作了学术报告，很受欢迎，但因其中我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种时代概念已经过时，二战后应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我所在系系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于12月8日、10日、19日三次来我家劝我不要发表此文。他们可能是出于好心，怕我犯错误，但其为我研究美国史所设的阻力，则是不争的事实。1983年，我接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两位著名美国史学家的邀请，准备1984年6月去意大利的贝拉焦参加一个名为“外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为此，我写了一篇准备提交会议的论文《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根据当时规定，这种论文如未公开发表，就必须由作者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批。由于我投往的《历史研究》迟迟不发表此文，我就提交给武汉大学党委审查。但是，武大党委审查了四个月却毫无消息。经我催促，武大党委办公室才答复道：此文有悖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请慎重处理(大意)。这种模棱两可的答复，真令我啼笑皆非。1985年至1993年，我所在的系总支硬是折腾得我的几位不大驯服但具有很大研究学问潜力的研究生，一个也没有留下，使得我们一度在国内美国史学界很有地位的美国史研究室后继无人，不得不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