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寻找另一个中美关系：华人在美国
作者：任东来
五
遗憾的是，这一极为不公正的恶法，又延续了近四十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期间，中美结成抗日同盟。无论从基本道义还是从抗日利益出发，美国政府都再也无法实行可耻的《排华法》。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下，1943年，国会废除了所有的《排华法》，改正这一“历史错误”（罗斯福语），华人获得了与其他民族平等的移民权。但是，由于长期排华的结果，美国人口中的华人数量已经从排华法开始时最高峰的十万多人，减少到了七万余人。根据二十年代美国移民法基于美国人口构成来源所确定的移民配额，华人只获得了区区一百零五个移民配额。
在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推动下，1965年美国通过了新移民法，剔除了种族标准，确定了家庭团聚和技术优先原则，中国获得了与其他国家同等的两万个移民配额。不过，当时新移民法的提出者，并无促进华裔和其他亚裔移民的考虑。他们认为，由于亚裔人口仅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当年入境的亚裔移民也只有两万出头，仅占同年美国移民总数的百分之五。因此，他们相信，家庭团聚的原则有利于欧洲移民。但这一法律的实施结果，却为华人“用足政策”提供了机会，因为华人对家庭血缘关系的重视超过了任何其他移民群体，浩瀚的太平洋根本无法割舍家族间的联系纽带。以1985年为例，百分之八十一的华人移民是以家庭成员的身份来美的。
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给台湾额外增补了每年两万个移民配额。1995年香港回归前夕，美国给香港的移民配额也从一万增加到了两万。这样，两岸三地每年移民美国的配额达到了六万之多。这个颇让其他国家羡慕和嫉妒的华人移民配额，显然包含了一些政治的考虑。此外，还有来自两岸的大量学生移民。1950～1970年间，美国接纳了三万余名台湾留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通过就业和通婚变成了合法移民。1989年政治风波后，大约有六万名中国在美的留学生和学者获得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成为了移民。这些移民一旦获得合法身份，便根据移民法中的家庭团聚条款，开始为各自的父母、配偶乃至兄弟姐妹申请移民，形成了一股不断扩散的家庭移民网络。所有这些移民群体汇合在一起，形成了华人移民美国的大潮，最终在短短的二十年，将华人人口从1980年的八十一万，增加到了2000年的二百九十万。显示华人社区在美国蒸蒸日上的另一个标志是，每年据说有十万中国的退休老人访问他们在美国的子女，为他们照顾下一代。
六
十九世纪的华人移民对母国的影响，至少在经济上非常有限。他们人数不多，到1900年时，才接近九万人。而且，他们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很低，基本上从事餐饮业、洗染业和杂货业，收入有限，只能以有限的侨汇来帮助家乡的人脱贫。不过，在政治上，他们还是有不少的影响，对反清的辛亥革命贡献犹大，故中山先生称赞“华侨乃革命之母”。然而，就他们对所在国美国的影响而言，可谓微乎其微。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新一代华人移民，虽然与以华工为主体老一代移民有着历史的传承关系，但是却拥有完全不同的素质和历史机遇。新一代移民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其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四十一，而美国总人口中这个比例不过是百分之二十。他们就业的领域也都是医药、工程、技术和教育等方面，可以说是美国社会中的技术精英。因此，他们具有能够联系和加强中美关系所需要的知识和专长，其对母国的价值远远超出了老一代移民的“侨汇”。利用过去难以想像的便捷廉价的通讯和交通工具，他们能够借全球化的东风，建立起跨越太平洋联系中美两国的商业、移民和交流的网络。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年的迅猛变化和加入国际社会的坚定步伐，为他们建立这些网络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和动力。
此外，一个本质的变化是，新一代的移民利用自己较高社会地位以及获得不久的政治投票权，参与美国的政治运作，开始尝试着影响中美的政治关系。对此，一本研究美国华人角色的最新著作概括到：“与任何历史时期相比，美籍华人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活跃地参与两国关系，积极发表意见，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如此关注，在主流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媒体中扮演如此引人注目的角色。他们的新角色源于其社会经济地位之改善，族裔意识的提高，同中国社会保持密切联系的实力及随之而来的交往，双方国内政治气氛的宽松，以及两国人民对各自文化的欣赏。”〔11〕
可以有把握地说，由美国华人构建起来的与中国的多重联系，最终可以为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和改善提供底层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和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也改善了华人在美国的社会、经济甚至是政治地位和声望。华人在美国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与母国所建立起来的众多网络，犹如长流的细水，滋润了因为政治争执而时常生涩的政府间关系；而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改善和发展又为他们提供了更多个人和群体的机会。这一良性的互动关系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中美关系的新景观。
当然，预言“在二十一世纪里，包括华人在内的非官方双边伙伴关系，将能制止美中间的矛盾冲突”〔12〕尚为时过早，但是，非官方的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双方的相互理解，缓冲官方关系因为战略和政治的分歧而产生的大起大落，则完全是可能和可行的。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主要是基于反对苏联扩张的战略合作，九十年代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有赖于不断增强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美关系，很可能会因为在美华人推动的民间交往而进一步深入和巩固。
注释：
〔1〕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中国与美国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218.
〔2〕〔4〕〔5〕〔7〕〔9〕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3、105、142～143、164、299页。
〔3〕〔6〕〔8〕〔10〕张庆松：《美国排华百年内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140、344、358页。
〔11〕〔12〕孔秉德、尹晓煌主编：《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