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文化边缘的行走
作者：胡 美
为了实现他的“燕大之梦”，司徒在日常生活中努力使燕大“保持基督教的风格与影响”。在燕大，人数最多的、活动最为频繁的社团是基督教团契，每日和每周都有基督教的活动，且对所有的师生都敞开大门。在基督教的重大节日，活动安排得更加精彩纷呈。不少契友几十年后仍相互联系，时常回忆当初参加团契活动时的情景。平日里，身为校长的司徒非常乐意担任牧师的工作，他不仅经常在校内讲道，主持重大的宗教庆典，而且只要能安排出时间，他都会很乐意地为师生及其家属证婚、实施洗礼、主持丧事，始终都在保持着一个基督教牧师的职责和传统。
燕大也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向学生渲染宗教氛围的机会。司徒将燕大的校庆定在圣诞节，在每年的圣诞节都会举行隆重的校庆活动以及大型的游乐活动或者冬运会。通过这一渗透着鲜明宗教色彩的活动，确保即使学生不信教，也能得到浓郁的基督教的洗礼和感染。1934年在未名湖畔举行的校庆活动，从下午两点半开始，活动在冰上运动会的竞赛中拉开序幕。七时，团体和个人冰上化装舞会，晚九时二十分，湖畔提灯游行。二十二时围绕湖心亭，伴随岛亭里奏着音乐唱圣诞诗和校歌，“全岛的歌声向四处的郊野散放”久久不能平息〔10〕。
在司徒的心目中，燕大的理想绝不是一般的教会大学，而是要办成一所堪与国立大学平分秋色的、具有世界水准的名校。司徒深悟“校因师而显，师因校而名”的名校规则，在他的领导下，燕大的“人才引进工程”颇具特色。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在招聘教师上，不得不受到母国以中西划线、宗教划线的限制。这一人才方针与燕大建设中国一流、世界知名大学的办学目标显然相去甚远，司徒极力呼吁废除教师聘用中的种族、政治和宗教门槛，重才学与人品。为取得聘任教师的自主权，他向纽约董事会写信请求：将人事权交给学校，使校长有自由聘任教师的全权；教师有无资格任教不能以是否信教和是否是西籍人士为标准，主要应看他的学识和教学水平。当这一要求遭到董事会拒绝时，司徒只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利用在美所筹集到的资金，自主聘请了一批优秀的西籍教师加盟燕大。到二十年代末，在学校的二十八名西籍教师中，由学校自主聘请的已达到了一半。同时，他也大力引进中国国内的优秀人才进入燕大，中国籍教师所占比例从建校之初的三分之一到1927年达到三分之二；到1934年，一百一十一名正副教授中，外籍教授为四十四人，中国教授达到六十七人。在短短的十年间，燕京大学不仅成功地获得了用人自主权，而且实现了真正的“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降人才”。因此，在燕大的教师队伍中，既有长于英语、学贯中西的基督徒洪煨莲，也有不谙英文、不信仰基督、却在中国学界享有威望的顾颉刚和邓之诚。
更令人啧啧称赞的是，燕大还拥有与吸纳人才相配套的留住人才的措施。燕大倡导工资改革，实现了中西籍教师同工同酬，并坚持按时发工资。在军阀连年混战的年代，许多国立大学都不能按时发工资，国立北京大学就曾一度欠薪长达两年之久。燕大在资金紧张时，从银行贷款，从不拖欠教师工资。凭着中西籍教师的平等待遇，稳定的收入，良好的教学条件，宽松的人文环境，一批批知名学者、留学归国人员纷纷落户燕大，在三十年代的燕大教师队伍中，既有国外归来的博士、硕士如洪煨莲、吴文藻等，也有国内享有盛名的学者如陈垣、周作人、钱穆等，也有燕大自己培养并选送出国深造，学成归来的如侯仁之、谢冰心、许地山等，还有外籍著名教授林迈可、夏仁德等。正是由于汇聚了这样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使后来居上的燕大拥有了阵容强大的教师队伍，国内一流的教学、科研设施。名师荟萃、群英云集，使燕大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便跻身中国一流大学的行列。
三
优美的校园环境、出色的教师队伍、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和水乳交融的中西文化气氛，对中国中上流社会的青年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巨商富豪、达官贵人纷纷将子弟和亲属送往燕京大学读书。曾国藩的十几个曾孙子女、袁世凯的儿子和两个孙子、颜惠庆的儿子、孙传芳的儿子、宋子文的妻妹、张学良的弟弟等都在燕大上过学。燕大由此成为了一所贵族学校，就读燕大亦曾一度被认为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由于燕大优秀的生源、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先进的教育理念、中英文双语教学环境、活跃的思想文化氛围以及多项职业训练课程的合理安排，使得其毕业生的就业率极高。官方资料显示，1935年至1936年全国各大专院校毕业生当中，有九千六百二十二人未能找到工作，燕大仅有五人〔11〕，如此之高的就业率无不诠释着社会对燕大的认可与肯定。无怪乎有人感叹，燕大三十三年历史，先后在该校就读的学生仅一万左右，却涌现了一批批杰出的一流人才，成为各个领域的顶尖级关键人物〔12〕。燕大校歌中的最后一句，“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成为燕大办学成果的真实写照。
燕大严谨的治学方针和良好的学习氛围，造就了一大批扬名世界的专家和学者。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许地山、旅英著名女作家凌叔华、英籍女作家韩素英、旅美历史学家房兆楹和杜连喆伉俪、自1950年开始先后主持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业务的金融家陈纮、曾任台湾中国国际商业银行董事长及美国传记中心永久总裁的魏宗铎、曾获1994年美国胸腔协会“杰出成就奖”和1998年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中心的1996年至1997年度“国际妇女奖”的结核病专家许汉光、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著名学者费景汉、首届国际岛田大奖获奖者旅美东方美术史权威何惠鉴、历史学家何炳棣、生物化学家吴瑞等等，都曾先后就读燕京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有著名外交家和外事工作者黄华、龚普生、龚澎，著名新闻工作者钱辛波、蒋荫恩、陈翰伯、黎秀石，一代名医曾宪九、许英魁、吴阶平，著名金融家陈纮、甘培根等都是燕大毕业生。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二十一人中竟然有七人是燕大的学生。司徒曾不无骄傲地宣称，中国新闻机构派往世界各国首都的代表全是燕大的毕业生。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国新闻社派驻各国的首席记者，很多皆为燕京学生。新中国成立后评选出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学部委员中，就有五十六人曾是燕大师生〔13〕。
燕大在教学上桃李满天下，在科研上也毫不逊色。哈佛燕京学社是一个延续至今的汉学研究学术重镇，对燕大和哈佛的汉学和亚洲研究做出了持久的贡献，直至今日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该社基金来自查尔斯·霍尔的遗产。霍尔遗产的最大受益者本是北京大学，作为霍尔遗产受益者之一的燕大当时只得到了一百五十万美元的资助。后来由于研究敦煌石窟的美国人华尔纳盗走一部分敦煌千佛洞的壁画，而导致后续合作遭到中国地方政府的抵制，与北大的合作计划无以为继。1925年司徒专程赶往美国，向哈佛提出与燕大合作继续开展汉学研究的设想。为了争取到这笔资助，据司徒回忆，“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一席话下来，出了一身冷汗”〔14〕。哈佛看中了燕大的发展潜力，决定将原定计划同北大合作的汉学研究计划改为与燕大合作。1926年初，霍尔基金会拨款六百四十万美元予哈佛燕京学社，进行旨在传播和保存中国文化的研究活动。一个刚成立不到十年的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名校哈佛联手开展学术合作，大大提升了燕大的名望，一时间，燕大声誉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