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文化边缘的行走

作者:胡 美




  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为燕大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也为中美两国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学社虽然因为中国的政治变化一度中断了跟大陆的联系,但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联系重又恢复,成为大陆人文学者出国交流的重要制度性渠道,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可以说是燕京大学的一个重要遗产。
  
  四
  
  兴办教会学校曾一度被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教手段。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燕大要在中国这样一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口不信教、对外来侵略异常敏感、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立稳足,是一项艰难的任务。面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宗教与世俗的矛盾,司徒雷登以其宽阔的文化视野、高度的包容境界,以及行走于两种文化边缘的本领与经验,主张中西两种文化在燕大彼此融合互惠、兼容并包,实现了两种文化在燕大的氛围中水乳交融。他较早地摆脱了宗教因素对学术的束缚,倡导学术自由,主张宗教生活化,使燕大成为了多种思想的荟萃之所,摆脱了学术上的思想桎梏,同时也成功地实现了燕大的宗教目标。他所倡导的“中国化”使中华文化在燕大传承并发扬光大,促进了这所教会大学中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他所倡导的“国际化”,使燕大成功地与许多国外著名大学建立了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引领着燕大一跃而跻身世界名校之列。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所身负传播西方文化使命的教会大学,不经意间竟弘扬和传播了中国文化,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国内传承和国外光大。
  1946年年中,中国全面内战爆发,负责调停国共内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急欲寻找一位驻华大使以协助他的调停,司徒这个带着“教育家”光芒、在中国享有极高声望的传教士,以一个具有中西文化背景的边缘人物形象引起了马歇尔的兴趣。1946年7月11日,司徒告别了与他血脉相通的燕大校园,以七十岁高龄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深深地卷入了当时纷乱的中国政治。1949年8月2日,这位失败的美国驻华大使悄然离开了他的“第二故乡”——他生活了半个世纪的中国。1952年,燕京大学,作为一所洋人在中国特殊时期创办的大学,结束了其短暂而又辉煌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对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教会大学的评价,发人深省:“建筑和设备仍然留存,教师可能在新的学校任职,但教会大学从此消逝。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中国教会大学这个名字,将被视为大西洋两岸基督徒对太平洋东岸伟大人民的辉煌贡献而永远铭记!”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整个二十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15〕
  
  注释:
  〔1〕史静寰:《美国现代派教士教育家的形成与中国教会学校的改革》,《美国研究》1991年第3期。
  〔2〕〔4〕〔5〕〔6〕〔8〕〔14〕(美)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49~50、52~82、52、61、52页。
  〔3〕韩厚迪:《司徒雷登略传》,转引自《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02页。
  〔7〕钱穆:《师友杂记》,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7页。
  〔9〕〔11〕(美)邵玉铭:《传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马凯南、汤丽民译,九歌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3~64页。
  〔10〕罗义贤:《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73页。
  〔12〕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3〕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5~447页。
  〔15〕章开沅主编:《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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