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对大学教授自主性的拷问
作者：仁 之
但是这能不能说明一切问题都应由现行体制负责，而教授们就没有一点责任呢？显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身处高校的教师特别是教授来说，搞好教学工作，认真培养高质量的学生，是他们的天职，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如此，没有任何条件可讲。同时也应该指出，政府的主导，体制的引导，从一方面讲是束缚，从另一方面讲则又是为教授们提供了从事教学、科研更为有利的条件。能够从政府手中拿到课题，获得经费资助，获得某种奖励，总是一件好事情。现在的问题不是大大小小的教授们争课题、重科研错了，而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陷入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在他们看来课题似乎决定着一切，没有了官方课题，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而围着官方课题转，投其所好，又不一定是完全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知识追求。于是，表面上研究搞得轰轰烈烈，数量可观，细看起来也就那么一回事。这对教授们的利益没有什么损害，但学生则未必有多少受益。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果说教授们的主体性出了问题的话，除了体制上的原因之外，教授们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大大小小的教授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或损害自己的自主性去迎合某种体制，借用一种说法叫做“共谋”。这种“共谋”一方面体现在人们与经济、社会、政治或西方社会科学等外部场域之间，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他们与各种“操作”中国学术制度安排（比如说考试制度、学籍管理制度、学位授予制度、职称评定制度、重点学科设定安排、项目分配安排、出版制度、评价体系等）的实践之间，比起前者来，后者实际上来得更为直接。比如当今高校中存在着的某些掌握较多行政资源或学术资本的导师为了谋取科研课题而在招收博士生过程中进行官学交易的腐败现象，或者为了谋取各种其他利益进行钱学交易的腐败现象，等等，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教授们的主动参与和自觉参与，套用布迪厄的话来说，都是“他们在结构上倾向于寻求与外部权势——不论是什么——的结盟”。显而易见，这些存在于高校内部的“操作”或“玩弄”中国学术制度安排的学术腐败现象，是一股常常不为人们所重视但却无时不在摧毁着教授群体自主性的力量，而这种“操作”或“玩弄”之所以能够年复一年地完好地延续下来并转换成种种非正式规则，实是那些拥有“资格”或“权力”的教授与各式人等之间所进行的交易性“共谋”所致。可以说，没有高校教授们的集体性“失语”、“沉默”或“冷漠”，那些“操作”或“玩弄”中国学术制度安排的丑陋实践绝不可能如此顺利，也绝不可能演化成种种主宰中国学术发展的非正式规则。
教授群体主动迎合体制，参与和体制的“共谋”，其危害甚大。它不仅使教授们进一步心甘情愿地放弃自我而任人摆布，而且使学术研究中的急功近利和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行为以合法的形式到处充斥和大行其道；而这种情形又严重败坏着学术风气和社会风气。现在不是经常发现某些研究生以至博士生也像某些教授一样有抄袭、剽窃他人论著的行为吗？不是更有并非个别的研究生，其既不到校，也不听课，甚至还用不着自己亲自撰写论文，却仍然能够照样通过答辩顺利毕业吗？研究生当中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现象，当然有研究生自身的原因，但严重恶化的学术风气和社会风气所造成的影响不可小视。导师心绪浮躁，急功近利，学生焉能不仿而效之？导师只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课题研究而淡化对学生的指导和督促，学生焉能不自我放松？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今研究生质量出现问题，是以研究生导师出现质量问题或放弃部分责任为一定前提的。导师如果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对学生真正负起责任，情况肯定会好得多。
这使我们再一次联想起过去的某些年代，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时不是没有体制的引导和约束，也不是没有对于体制的“共谋者”，但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当中，却产生了相当一批受人景仰的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他们不仅留下了许多影响当时、传之后世的鸿篇巨制，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不少杰出人才。学术前辈们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那时的许多知识分子比如大学教授并不乐于或者并不善于与体制“共谋”，他们看重自己的独立身份，不愿苟且，不愿仅“为稻粱谋”。他们大多凭着对知识、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凭着自己的学术良知，主动地、自由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这种工作既包括对学术的研究，也包括对学生的培养。正因为如此，那时的学术风气仍值得我们去怀念。当然，眼下在我们的学人当中，在教授群体当中，也还是有一部分人仍然在发扬着过去的好传统，他们不图名，不图利，不趋时，不附势，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认真负责地教学生。他们的考核表或许不那么耀眼，在一些指标上也可能有所欠缺，可他们仍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同时也赢得了学子们的尊重和爱戴。不过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这样的人再多一些，有些事情可能会办得更好一点。
教育的发展绝不仅仅只是体现为量的扩张，而是应该主要体现为质的提升，较之于前者，后者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为了把高等教育质量真正提上去，使高校不仅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而且出更多更优秀的创新型人才，政府有许多工作要做，高校自身也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不管怎样，不能忽视了教授们应有的主体性地位。我们的制度改革要有利于为教授们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治学环境和育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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