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寂寞一诗翁

作者:黄 波




  不妨检点一下柳亚子的交际圈。南社旧人中,高天梅、高吹万等人因人事和文学纷争,和柳氏凶终隙末;政治人物中,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终身崇敬,但这是礼数,不能算朋友,至于“反正”阵营中的邵力子、李济深,毋宁说柳氏和他们有着很深的隔膜;新文学中人,如郭沫若、茅盾诸公,固然可以看到他们对柳亚子的大力推许,彼此也多有诗文唱和,但都是在一些公开的场合。自然,柳氏一生中,也先后接受过各色人等的各种桂冠,如“革命的诗人”、“今屈原”等等,但其中真诚者究有多少?今天似乎宜置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像“民国前途,实深利赖”之类,虽然亚子先生孩子气十足,恐怕也不会太当真吧?
  柳亚子真正的朋友不多,而在这不多的朋友中,不能不提到宋云彬。柳、宋是忘年交,而且从订交之日起,友情即终身未渝。性格即命运,而宋云彬此人的性格正和柳亚子相似。1949年后,知识分子以谈“学习”、“改造”为时髦,宋云彬却直陈最恶满口学习腔者,更发为歌咏曰“避席畏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而柳亚子也素不喜风派人物,某位妇女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请他题诗,他因其人好讴歌,直言“规君莫作模棱语,领袖忧劳重整风”。相似的性格是二人相交的基础。
  曾经有一个时期,在知识分子中,“朋友”一伦几乎完全崩解。在那个特殊时段,有人身陷迷局,而平素被视为此君朋友的人,却做冷眼旁观式,等着看笑话,有的甚至还会记录下入局者不合时宜的片言只语,作为自己晋身之阶。柳、宋友谊可贵处恰在于,二人还谨守着古之风义。有一封值得大书特书的私信,是1949年6月27日宋云彬写给柳亚子的。按说由资历、年龄要晚柳亚子一辈的宋云彬来写这样的信是不合适的,因为其中主要是对柳亚子进行规谏,可是作为朋友,眼见自从香港来京的柳亚子“精神亢奋,言动屡越常规”,有被人视为“有神经病”、“又在发神经了”之虞,宋云彬乃不避嫌隙,“致书规劝”,堪为亚子先生不可多得之诤友和益友。而纵观柳亚子一生,像这样的朋友委实甚少。更多的,正如宋云彬上述私信中所描述,他们环绕在柳亚子身边,“利用亚老这一个弱点(热情洋溢原不能说是弱点,可是过分兴奋,任凭感情做事,就成为弱点了),怂恿亚老,戟刺亚老,说得不客气一点,利用亚老来抬高自己身份,或作进身的阶梯”〔8〕。
  说到柳亚子的交际圈,也不能不说到他和毛主席的交往,和那桩著名的“牢骚”公案。国人对这桩公案的兴趣十分浓厚,直到2004年,当年负责进京民主人士保卫工作的一位先生还在《炎黄春秋》上撰文,披露了一些前所未闻的内幕。如文中说柳亚子在颐和园对保卫人员不满,“他说我们穿的土布衣服难看,穿着解放区老百姓支援前线的土布硬底山地鞋走路脚步重,说话声音大……”直至发展到与门卫吵架,因工作人员没有买到时新蔬菜而发怒甚至打人耳光等等。而作者更判定,柳亚子发牢骚是因为“柳亚子抵京一个多星期,毛主席还没有接见他”,又要迁居颐和园,而“六国饭店条件优越,颐和园生活条件相对较差……”〔9〕。因作者自称系“亲眼目睹”,权威性应有保障,可惜此文在一个基本事实上就有误,即弄错了柳亚子移居颐和园的时间,如此一来,文中的许多论断都失去了落脚点。
  柳亚子先生的“牢骚”因何而发?也许很难有让所有人心服的看法。私下认为在分析这桩公案时我们不能忽略亚子先生的性格特点。作为一个极富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名士气和孩子气在亚子先生身上是兼而有之的,在很大程度上他是把领袖当老朋友看的,普通人如果感觉受了老朋友的冷遇,不是也会抱怨几句吗?许多人指责柳亚子的牢骚是“私心自用”,那句表示要归隐的“分湖便是子陵滩”的诗近于要挟,如果真是这样,很难相信,就因为领袖一句“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劝导,老诗人马上就能从思想上转过弯来,在接到领袖赠诗的当日下午即做诗表示要以颐和园为家了(“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不知别人观感如何,笔者庸陋,亚子先生的“说项依刘我大难”、“无车弹铗怨冯谖”云云,怎么看怎么像耍孩子脾气。别人看老诗人一副伸手要这要那的架势惹人厌烦,我却只见一片天真烂漫,因为这就是诗人本色,他年岁再长阅世再多,看什么都还是透明的。当然,随着史料更多的披露,亚子先生的“牢骚”也许还会有更丰富的内涵。但基本的一条可以肯定,柳亚子的“牢骚”绝对不会因移居而起,否则我们未免太小瞧了这位早在1926年便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向眼高于顶少所许可的老诗翁了。
  晚年柳亚子走过了一条从亢奋到消沉的路。在他逝世前的几年中,他几乎没有社会活动,那支凌云健笔也搁置了下来。其中固然有身体方面的因素,但文人的大脑哪里会因病而废呢?偶然留下的几封私函等一鳞半爪,其中的衰飒之气倒是透出了很多丰富的消息。
  各色人等在柳亚子身后,给了他足够炫目的桂冠,不知地下柳亚子会许其中几人为知己?
  “忏除结习吾知免,不作苏俄叶赛宁。”现在我们重新说起柳亚子,难免会想起诗翁此诗。一个倾心革命向往进步的才子、名士、诗人,这种真诚愿望的灼热程度,即使隔代也若有所触。只是,诗人终究是“苦恼的夜莺”,除非你仅剩诗人的躯壳。也许,这就是大变革时代一个诗人的宿命?
  
  注释:
  〔1〕《柳亚子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4页。
  〔2〕〔7〕见《柳亚子文集》之《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330页。
  〔3〕周广秀:《箫剑诗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页。
  〔4〕〔5〕〔6〕见《柳亚子文集》之《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363、364页。
  〔8〕宋云彬:《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9〕孙有光:《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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