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寂寞一诗翁
作者：黄 波
坦率地说,这有点与常理脱节，因为柳亚子正好置身于所谓“旧文学”的最后一代人之间，而即使是在旧文学中，平心而论，柳亚子也不能说最有实绩，远不是第一流的人物。因缘际会，柳亚子俨然是当代人心目中旧文学的代表。笔者束发读书，就一度以为，1949年后能写旧体诗的，除了毛主席，就是与他唱和的柳亚子、郭沫若等两三人了。
交游如云，领袖为友，海内知名，尤其是自己为之鼓吹的新的社会已经到来，按照一种世俗的判断，柳亚子的人生鲜有遗憾。虽然遭逢一个巨变的时代，许多同侪、同好都在时代风云中沉沦和隐没，而柳亚子却始终立于潮头，没有被时代所抛弃，而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会钻营迎合的人，这多少有些令人意外。不论柳亚子的文学观如何趋新破旧，其安身立命、赖以成名的终究还是早已被人宣判为死文学的旧体诗词，而此道本来是和一个新的时代扞格难入的。1949年后，也几乎没有一个旧文学中人享受到了柳亚子的那种尊荣——这种地位之尊和声誉之隆，从其身后事中可见一斑：林伯渠、周恩来、宋庆龄等列名于柳亚子治丧委员会；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等十人主祭。
柳亚子的人生有示范意义。据我所知，1949年后，便很有一些旧诗人热衷于上呈旧诗，不知道这是不是受到过柳亚子的启示？的确，局外人观柳亚子，是要被花团锦簇所炫目的。然而正如本文文题所示，也许只有读懂“寂寞”，才能进入这个诗翁的心灵深处。
“欲凭文字播风潮”——文场中的柳亚子
如果按照传统的观念，柳亚子无疑属于文学中的“载道派”。1902年，十六岁的柳亚子一句“欲凭文字播风潮”已经规划了他一生的文学之路。后来他更明确地宣告：“至于旧体诗，我认为是我的政治宣传品，也是我的武器。”在孙、黄发起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柳亚子身不与其役，却极尽文字鼓吹之能事。后来国内政治局势几经动荡，柳亚子虽然不能说是其中的弄潮儿，但他也绝非一个冷眼旁观者——至少在他本人是这样界定的，而他参与的方式仍然是驱动笔墨，因此他的诗足可当“诗史”之名。
谈到文学中的柳亚子，就不能不提及南社。尽管柳亚子对南社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但主持南社可以说是他最大和最成功的事业。南社因为柳亚子而在国内文学界风生水起，而柳亚子本人也因主持南社而获得了深厚的人脉。他自己的评价是，没有他就不会有南社，这一看似自负的界定，即使是在后来攻击他的南社社友中也获得了认可，但后面还有一句：没有南社，也就没有柳亚子。后人观史，也许会感到奇怪，在南社众多社友中，论文艺才能和在社会中的影响及地位，柳亚子并不是最为突出的，为什么会一再被推为盟主？这就要论到柳亚子做事的风格。当一个新兴文艺社团的领袖，不仅需要一定的文学实绩，还要有埋头做事不计得失的热忱，而在这一方面，柳亚子堪称上选。为社友刊刻作品集，那是既费钱又耗时的工作，柳亚子却一做就是好几年而且甘之如饴。另外，在当时各种文艺思潮勃发、新旧文艺派别林立的语境中，南社作为新兴社团，要想“扬名立万”，其领袖人物就必须具备敢于推倒一切的魄力，而柳亚子恰恰不缺这种魄力。在和同光体崇拜者的论战中，柳亚子一句“诗学坏于西江派……欲中华民国之诗学有价值，非扫尽西江派不可。反对吾言者，皆所谓乡愿也”。真是睥睨当世舍我其谁！但这种风格也是一把双刃剑，南社后来的分裂不能不说与盟主这种风格有绝大的关系。
说到文场中的柳亚子，自然只能从两方面考察：一是其人的文学实绩；二是其人的文学观、文学活动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当年关于柳亚子的旧体诗，毛泽东一句“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一度成为定评，其实这还只能说是泛泛之语。柳亚子的诗当然不缺气魄，可是却素少雄浑之作，往往流为叫嚣，当时及后世的诗评家对此有很多精到的评价。柳氏之友、南社诗人林庚白当年编辑《今诗选》，在序中说“南社诸子，倡导革命，而什九诗才苦薄，诗功甚浅”，今人徐晋如在《缀石轩诗话》中更径言“柳亚子诗非不豪壮，一发无余，只少无穷蕴藉”。评论作品之高下也许见仁见智，不好遽下定论，个人觉得，柳氏之诗容易误导后世的一个最大缺点就是诗歌功能的畸变。诗歌本为抒写心灵之载体，而在柳氏这儿，因为他腹笥太富，太熟于诗，做个七言八句毫不为难，于是诗歌几乎成为日常交际应酬之工具，这一点只要翻翻厚厚两巨册的《磨剑室诗词集》，人们当有深刻印象。可惜后来一些耳食之徒不但不以此为柳诗之病，反极力称赞其“捷才”。如一篇文章这样回忆柳亚子在一次饭局上应同席之人邀请即席赋诗的场景：“毫不迟疑提起笔来飕飕就写，看他那神气真好像装满了一肚子的诗，激流涌出，势不可挡的样子……一霎时每人一张立轴写好了。我看他给我写的，和给边上几位写的都是他自己新成的诗句，当时真把我看呆了。”其实，老于旧诗一道的人有这种捷才无足称奇，但能称为诗的大概很少，绝大多数都只好说是“用韵语说话”。也许以今人眼光视之，柳亚子的诗更具“思想史”之价值。
与文艺实绩相比，柳氏之文学观、文学活动对后世的影响更值得探索。在一生的文学活动中，柳亚子和人有过多次文艺论战，在这些论战中，柳氏推倒一切不容异见的气魄一以贯之。有人归之为他唯我独尊的狂人天性，这自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我以为应推论到他的文学观。柳亚子的文学观，一言以蔽之，就是努力趋新求变，认为新的总要胜过旧的，变总比不变好。笔者称其为“进步主义”的文学观。柳亚子是真诚信仰进步主义的。胡适倡议文学革命时，附带批评“南社诸人，夸而不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柳亚子反唇相讥，讥诮胡适白话诗“直是笑话”。在这个时候，柳亚子还是信奉“形式宜涸，理想宜新”的，但不久他就尽翻前说，对反对新诗的旧友诚恳地说：“我有一句忠告的话，二十年前，我们是骂人家老顽固的，二十年后，我们不要做新顽固才好。”柳亚子先是鄙薄同光体，而后“蔑视旧体诗”，声称“新诗的文学价值比旧诗高，我是想学做新诗而没有做好的”。他称赞郭沫若、蒋光慈的新诗，后来更断言“旧体诗的命运，不出五十年了”，这都是进步主义文学观的合乎情理的演变。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不独柳亚子，这种进步主义文学观早已成君临天下之势。所以，我们常称许柳亚子为“革命的诗人”。在文艺上，是不是新的就一定胜过旧的，是不是立新就必须破旧，是不是新与旧、激进与保守就绝对无法并立？现在看来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那些不加证实、先验的结论是难以服人的。而具体到柳亚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进步主义文学观还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观。
柳亚子视文艺为宣传品，一意破旧除新，这在其个人是自视为与时代潮流合拍的进步行动。对这种个人的抉择我不好说什么，但有几分吊诡意味的是，一个在文学上追求进步的诗人，其作品现在越来越被人淡忘，而他当年谥之为“反动”、“淫琐”的诗家如陈三立等的作品，现在还不断有人愿意阅读和研究。
“囊底奇谋嗟不用”——政治场中的柳亚子
亚子颇天真，十足名士气。
肆口发议论，信手写诗句。
牢骚实满腹，鲜与时事会。
公子宜明季，代移异其趣。
惜哉狂热情，忽随江流逝。
这是沈尹默关于柳亚子的一首诗，一个“颇天真”、“十足名士气”的人，只适合做一个诗人，这也是了解柳亚子的人们的共识。可是柳亚子自己却并不作如是观。
1940年，柳亚子在给女儿的信中谈及苏曼殊，说“此人是天才，但只是文学家的天才，不能搞实际工作，和我是同病相怜”。就我阅读所及，这是他对个人事务之才（联系上文可知，这里主要是指政治才能）最低调的一种认识，而更多时候则是另一种近于狂妄的判断。1947年底柳亚子写过《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一文（未公开发表），其中说：“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不论本党和中共，听我的话一定成功，不听我的话一定失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