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浦江清日记中的吴宓先生
作者：范 超
其一为浦江清协助吴宓先生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1926年底，《学衡》停办后，吴宓认为文学事业不能中断，于是想到老友兼老乡的张季鸾，张时任《大公报》主笔。吴宓给张季鸾寄去《文学副刊》编辑计划书，毛遂自荐，要主持副刊，并声明不领薪金。张季鸾同意让其改良《大公报》。吴宓遂邀请赵万里、张荫麟、浦江清等加盟。1928年1月17日，浦江清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吴雨僧先生（宓）招饮小桥食社，自今年起天津《大公报》增几种副刊，其中《文学》副刊，报馆中人聘吴先生总撰，吴先生复请赵斐云君（万里）、张荫麟君、王以中君（庸）及余四人为助。每星期一出一张，故亦定每星期二聚餐一次。盖五人除赵、王与余三人在研究院外，余各有事牵，不相谋面，非借聚餐以聚谈不可也。”
吴宓胆小、怕得罪人的性格在编辑《文学副刊》时也体现了出来，浦江清日记中多有反映。这主要是因为张荫麟的一些批评性文稿而起。浦江清记录了类似的三次事例。一是张荫麟评清华研究院所出《国学论丛》。“吴雨僧先生谓其骂得太过火，嘱余于其文后续一段，将《国学论丛》较好数篇略推誉之。因将二期《国学论丛》细看过。与张君文后删去一段，续上一大段。原文骂得极痛快，气势极盛，我的‘续貂’文笔乃大不类。弄得筋疲力尽，终究有晴雯‘补虽补了，终究不像’之慨。”从这段1928年3月7日的日记来看，浦江清年轻气盛，是赞同张文的，无奈师命难违才改之，心里却不痛快，即便如此，此文亦未刊出，次日日记中写道：“吴先生终究怕研究院先生和他‘捣蛋’，张君之文决定不登了，因此我又得闲。”二是张荫麟与朱逖先的辩论文字，吴先生“颇不以为然”。1928年暑假，吴宓与浦江清俱往南方，张荫麟一人维持《文学》副刊，积极与朱逖先辩论。张荫麟驳朱逖先在《清华学报》上所发表之《古代铁器先行于南方考》一文之无据。两人遂打笔仗。浦江清返校后，8月28日从吴宓仆人处索最近几期《文学》副刊，归读后在当日日记中表露了对张的同情：“大体真理属张，特朱地位高，负盛名于国学界，一朝被批，岂有不强辩之理。长此辩论，恐无已时，然而《文学副刊》则不愁乏稿也。”他同时还为自己及同事进行了辩护。而吴宓又持何种态度呢？在9月20日的日记中，浦江清记得很清楚：“张荫麟君在《文学副刊》上为文与朱希祖（字逖先）辩论，吴甚怕得罪人，颇不以此为然。张声明再不做批评文字矣。”可见张荫麟此举是负气而为的。三是张荫麟作两千字的《所谓中国女作家》一文。张表面上虽声明不写批评文字，但其性格使然，终不能停。1929年2月间，趁吴宓再度南游，他撰此文，“嘲讽《真善美》杂志‘女作家专号’者，对于冰心嘲讽尤甚”。在2月19日日记中，浦江清认为：“文并不佳，但此种文字较有生气，适宜于副刊。”但同时他又说：“倘吴先生在，则此文定不能登载，以挖苦人太甚也。”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因为个性和阅历的差异，吴宓和张荫麟、浦江清等在编辑思路、文稿选题上是有矛盾的，因为文稿署真名问题，浦江清和吴宓还有过一次激烈的冲突。1928年9月20日的日记中有详尽记录：“与吴先生争《文学副刊》署名不署名的问题。先生成见甚深，全不采纳他人意见，视吾侪雇工，以金钱叫人做不愿意做之文章，发违心之言论。不幸而余在清华为吴先生所引荐，否则曷为帮他做文章耶。”由此可见，浦江清心中怨气极大，一是由于工作量太大，日记中多有记载：“1929年1月3日：吴雨僧先生及张荫麟君来谈。谈及《大公报》（天津发行）《文学副刊》前途事。此数期稿件甚缺乏，缘《大公报》纸张加宽，每期需九千字，而负责撰稿者仅四人。以后每人每月须担任七千余字方可对付。”1929年2月8日：“雨僧先生来谈，云明日将进城，即南下。荫麟适亦来，遂剧谈。荫麟以大考，又忙于作文，病吐血。余劝其休息数日。《文副稿》，此一、二期，当由余一人承当矣。”此后日记中还有“余甚焦急”、“甚以为苦”的字样，可见当时浦江清是把此事当作一件苦差来应付了。王季思先生追忆时谈到，当时为了编好《大公报·文学副刊》，（浦江清）每星期要写千几百字的评论文章，当时（浦）认为是吴雨僧先生派给他的苦差事，后来与我谈起，才说这是对他写理论文章的最好锻炼。二是付稿费与不署名问题，文人著书立说，向来耻谈金钱，只重虚名。但吴宓的编辑思路恰恰相反。起初《大公报》每月给吴宓二百大洋，稿费、书费和邮费都在内，完全由吴宓支配，吴即允给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每人四十大洋，后来因有所变故，张季鸾将二百大洋改为一百五十大洋，吴宓因此还曾与之辩论过。浦江清日记中记载稿费只有一句，见1929年2月日：“吴雨僧先生送来《文副》稿费二十元。”从浦江清需求来看，因年轻资历浅，要以博取名誉为重，吴宓“不署名”的不成文规矩自然令其大为不满，使其对成就的满足感受挫，积极性不太高涨，1932年2月9日的记载可谓真实心态的写照：“吴先生嘱撰《大公报》副刊文字数篇，允诺未动笔，甚以为苦，今日得暇颇是一了文债，而精神疲惫之至。”实事求是的说，这种“不署名”的制度为浦江清造成很大遗憾，也为其后人整理文稿增加了难度，只得从日记提供的线索中搜寻。浦汉明写道：“父亲早年的作品，发表时多用笔名，长时间来以为已不可考。所幸日记中有几处撰写文章的记载，据之于报刊对照，在确认笔名后，顺藤摸瓜，范围逐渐扩大，竟发现佚文四十二篇。《浦江清文史杂文集》（1993年清华版）便是选用其中二十九篇与另一些以前未曾结集的论文编辑而成的。仅就此而言，日记也是弥足珍贵的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浦江清日记的史料价值。
从浦江清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主要内容有专论、中外新书评价、学术文化信息、中外古今文化名人诞辰或逝世若干周年纪念等，还刊发不少忧时感事的诗词作品。散见记录有：“浦江清为董作宾所编《新获卜辞写本及后记》写《殷墟甲骨之新发现》一文，充副刊之材料。”（1929年2月9日）“佩弦交来副刊稿件，为评老舍君之《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两小说之文。文平平，无甚特见。《赵子曰》我曾读过，并在副刊上论《小说月报》十八卷时曾评及之。老舍君笔头甚酣畅，然少裁减，又多夸诞失实，非上等作家也。”（1929年2月5日）“发副刊稿至天津。稿共两篇，一即佩弦稿，一荫麟纪念梁任公之文。张文甚佳，颇能概括梁先生晚年思想上及学术上之贡献。”（1929年2月6日）。奇怪的是，日记中对吴宓文章几乎只字不提，吴宓自1928年1月2日起至1934年1月1日，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撰文甚多，重要者有：《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年纪念》、《论诗之创作》、《诗韵问题之我见》、《吴芳吉传》、《浪漫的与古典的》、《茅盾长篇小说〈子夜〉》等。在1930年8月至1931年9月，吴游学欧洲期间，委托浦江清代编，而浦江清1930年日记只有12月的五天，12月3日有“早上，发《文学副刊》第百一一期稿，因明日元旦邮局不办公，所以早发一日”的简略记载。1931年日记又只有1月份1～28天，1月15日记：“上下午都忙于发《文学副刊》稿，此期材料尚佳。主要文字为胡宛春的《评声越诗词录》，另外一篇评论瞿兑之的《方志考稿》的。晚上选抄胡宛春的词数首，预备为《文副》补白。”1月22日有“作短文数篇，《文学副刊》稿，今日竟来不及发”之语。浦江清记录颇多草草，或不记，盖因其正热恋燕京大学的女生蔡贞芳，多次到燕大的姊妹楼去看她，为她送参考书，陪她参加游艺晚会，晚上在昆明湖练习溜冰以取悦蔡贞芳，无暇述及。1930年9月12日，吴宓踏上欧洲征程时，浦江清的送别诗说：“人生难得是休息，万里俊游亦壮哉。”吴宓回赠道：“浦生学通博，大事久托付。”其中的大事即指委托浦代为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浦江清虽然未曾详说，但从寥寥数语中，亦可知他在追求爱情的状况下，还是如期完成了任务，不辱师命。其记述对研究《大公报·文学副刊》者不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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