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的西洋研究
作者：赵德宇
在中国，由于西学的衰落，从皇帝到官僚以至知识层对西洋事物以及西洋所发生的变革几近无知，更可悲的是“沿海文武弁员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21〕。此时林则徐可资利用的西学书籍，不过明末焦勖的《火攻挈要》而已，而《四库全书》所收西学书籍已被遗忘。在这种背景下，林则徐要研究西洋只得依靠自身的苦心经营，在料理政事的同时，还要利用各种机会购买、搜求西方书刊，“欲系夷情，多方购求”〔22〕，且须“辗转购得新闻纸”〔23〕。由于信息源的限制，林则徐不得不采取“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24〕的做法。此外，当时国内翻译人才也是凤毛麟角。林则徐到广州时，十三行（独占对外贸易的公行）中虽有华籍通事，但他们只是略知商务知识而已，而林则徐需要的译员则要具备政治、法律、历史、军事、科学技术等诸方面知识，而且对外国语的要求也很高，通过苦心访求，也仅得四名不太合格的英语译员〔25〕。这些译员与精通外国文字和西洋事物的日本“兰学家”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从以上二人的知识源可以了解到渡边华山是在日本“兰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水平，而林则徐的使命则是奠定中国近代西学的基础。显而易见，与渡边华山相比，林则徐的西学研究要困难得多。
其次，当时西洋对中日两国冲击的力度是大不相同的。日本虽然面临“北方之警”沙俄的威胁和英国的进逼，但是终究没有发展到培理叩关（1853年美国海军提督培理以军舰为后盾要求与日本通商）的阶段，渡边华山有充分的时间从理论上深入了解、研究西洋。换言之，西洋对日本的总攻击虽然已迫在眉睫，但终究还没有成为现实。因而，渡边华山研究西洋是出于一种强烈的预感，其使命是警世，即向日本的统治者说明世界旷古以来的大变局和即将随之而来的民族危机。历史要求渡边华山以思想家的眼光来分析西洋社会进步的原因，从根本上为日本对付西洋的冲击寻求理性的出路，从而产生了渡边华山以穷理观为核心的变迁理论。而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渡边华山那样的预感阶段，及至中国人发现欧美的野心，来自英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已然使中国陷于名副其实的深刻的民族危机。严酷的现实不容林则徐像渡边华山那样做书斋式的研究，而只能急起应战。林则徐一到广州便亲身感受到，以英国不法商人为首的鸦片走私贸易正使中国步步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时也亲眼看到了船坚炮利的英国海军。出于直接应对这种民族危局的政治家的责任感，林则徐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如何摆脱眼前的危局，保国保种。就是说，林则徐是为抵抗侵略而被迫研究西洋的，这一点与渡边华山大不相同。渡边华山是通过研究西洋逐渐意识到即将降临的民族危机，而林则徐则是危机到来之后才开始认识西洋。所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这个时间差竟然成为日后日本蚕食、鲸吞中国的历史关键机关。
五
与上述差异相因果，他们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不尽相同。林则徐的影响不在于其研究水平的高低，而在于他奠定了中国近代西学研究的基础。如前所述，中国西学自明末清初以来即已发端，并留下了不少汉译的西洋书籍。不过这些书籍皆是西洋人所译，或经西洋传教士口译，再由中国热心于西学的知识人笔录而成。而由中国人自己翻译西洋书籍则是从林则徐开始的，这在中国西学史上是一个革命性的环节。明末清初时的早期西学因中国人不通西文，因而对于西洋知识的选择和吸收量的多寡完全是由西方传教士决定的，这便使得中国西学无法反映西洋世界的最新发展动向，而林则徐跨越了这种局限。再有，通观前述林则徐组织的翻译事业，报刊自不必说，主要译书也皆为当时西洋最新出版的著作，这些译著书刊在相当时期内成为中国西学研究的基本资料。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即是林则徐西学的延续和发展。1841年林则徐遭贬在赴流放地伊犁途中巧遇魏源，遂将他在广州时收集、翻译的资料和《四洲志》原稿交与魏源，并托嘱魏源进一步搜寻、研究海外资料，以编撰《海国图志》〔26〕。魏源自己也曾说：“《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并近日夷图、夷语。”〔27〕可见，《海国图志》所利用的最新资料主要是由林则徐提供的。不仅如此，林则徐的一些主张也被其后人继承下来。例如，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即是魏源从林则徐继承而来，并通过《海国图志》发展并传播的。林则徐的学生早期维新思想家冯桂芬“以学问文章受之于文忠最深”〔28〕，并继承发展了林则徐“藏富于民”和“造炮御侮”的主张，明确提出了“求富求强”的口号。晚清官吏中直接继承林则徐遗志的莫过于左宗棠了，左以林则徐后继者自许，为完成林则徐未竟之事业，“今我复重来”〔29〕，洋务运动期间左宗棠在福州创立船政局，制造出西洋式蒸汽船，并在新疆实行屯垦以抵御沙俄，初步实现了林则徐的遗愿。也正因如此，甚至有人认为洋务派是林则徐的继承者，当然，这种说法还有待于研究。
林则徐另一大历史功绩还在于他冲破了“天朝尽善尽美”的中华意识，不愧为“近代以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如果追溯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在承认中华民族落后的前提下而学习外国的思想是从林则徐开始的。从此之后，了解、学习西方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同时也是贯通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在中国近代蹒跚的步履中，自魏源开始，经早期改良派、洋务派到资本主义改良派的康、梁变法，直至本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无一例外地贯穿着学习西方的冲动。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仅仅将林则徐评价为抵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势必会大大降低他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回溯渡边华山以前的日本“兰学”史，总体看来主要研究对象是西洋的近代科学，而对西方社会文化的研究则被作为一种副业。而渡边华山在“兰学家”们研究的积累之上，开创了以“兰学”知识批判、并试图改造日本社会的新的研究领域，将日本的“兰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与此同时，渡边华山“将近代社会轮廓明确地形象化了。〔30〕”再有，在渡边华山著作中首次利用的诸多最新西文资料，直至幕末始终是日本人研究西洋的主要知识源。可见，华山的西洋研究代表着当时日本西洋研究的前沿水平。他对西洋社会原理的研究虽然很难说有直接的继承人，但是这种研究西洋的视点已经预示了至幕末维新时期洋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到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出现为止，渡边华山的西洋观始终居于最高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渡边华山的思想似乎已超前进入近代思想阶段。此外，华山思想对周围人们的影响也颇值得注意，如果说渡边华山在世时没能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的话，那么，其对外交涉原则和海防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深受其影响的幕臣江川英龙得以实现〔31〕。首先是1842年幕府撤销了“异国船击退令”，继而起用江川英龙推进军事改革，而江川的施策贯穿了渡边华山的海防构想。再对照一下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社会，可以说渡边华山所期待的变革已逐渐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