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的西洋研究
作者：赵德宇
一
林则徐（1785～1850）于1838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上任后，因为要直接面对洋人，因而开始接触并研究西洋问题，直到1840年9月被革职。渡边华山是日本江户幕府（1603～1867）末期三河国田原藩（现爱知县东部）藩士，1832年被任命为田原藩家老（日本江户时代协助藩主代行藩政的职衔，一般从藩主家族和重臣中间选拔）兼海防系（主管海防的官职）。翌年，日本国内天保饥馑〔2〕开始蔓延，而英国东渐势力也在加速。当时在三河地区只有田原藩面临太平洋，因而该藩为三河地区海防的唯一据点。对此，渡边华山深感责任重大，为解决内外危机，开始认真研究西洋问题，直至因笔祸罹罪的1839年。与当时日本正统职业“兰学”家〔3〕比较起来，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的西洋研究可算是小字辈，况且二人都不识洋文，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分别达到了那个时代本国对“西洋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其中的原因，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于深入地考察研究，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在那个时代中所担当的角色。
十九世纪中叶，就远东地区而言，是西方殖民势力的攻势由“西力东渐”急速发展为“西潮东涌”的时代。中日两国面临着有史以来空前深刻的民族危机，迎接这次挑战的成功与否将决定两国近代史的发展方向。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和日本能清醒地认识上述现实的人却寥寥无几。林则徐和渡边华山同处于这一激荡的时代，并分别担当“驭夷”要职，又分属本国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这些客观条件促使他们对本国所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以及民族前途极为敏感。面对欧美列强的强烈冲击，他们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西洋诸国的先进性和自我危机的严重性。为此，他们积极了解、研究、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以寻求摆脱民族危机的途径，正是上述相似的经历将他们造就成为冷静环视周围世界的民族先觉者。另一方面，由于中日两国具体国情的差异，他们研究西洋的侧重面、深广度又不尽相同，这也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二
我们先看一下林则徐的西学研究成果及其效用。
林则徐主持翻译编译的西方书刊主要计有：《四洲志》（Hugh Murray,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各国律例》（Vattel Emericde,Law of Nations）、《澳门新闻纸》（Canton Press）、《澳门月报》（Chinese Repository）等。《四洲志》是英国人慕瑞所著，原本于1836年在伦敦出版，属当时最新之世界地理书，书中介绍了五大洲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军事、政情等。全译本共四十九页，其中欧美部分占五分之三，美国部分则占全书的五分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详细地描述了美国总统、上下两院及司法等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只可惜美国的民主制度没能引发林则徐的兴趣。尽管如此，该书仍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地理志的译著，也是林则徐译述中对后来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梁启超曾赞曰：“林少穆（则徐）督两广。命人译《四洲志》。实为新地志之嚆矢。”〔4〕《各国律例》的作者是瑞士人，汉译名为滑达尔，该中译本系原书之摘译，后收于魏源著《海国图志》。其内容包括关于一个主权国家对在留外侨的司法管辖权问题以及作为对外敌的措施如封锁、禁运等手段。《澳门新闻纸》又译作《澳门新闻录》或《广州周报》，系广州商馆英国自由贸易派商人于1835年创刊，1839年7月迁往澳门继续出版，主编为慕勒(Moller Edmund）。由于该报“将广东事传至该国（指英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自1839年春始，林则徐命人将其中有关的时事报道和评论一一摘译出来，诸如鸦片生产，国际社会对中国禁烟的反应，直至西方国家在中国周边及邻国的活动等。如此一直继续到林则徐被革职。现存中译《澳门新闻纸》抄本六册，译载了原刊1838年7月至1840年11月间的部分内容。《澳门月报》亦译为《中国丛报》，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卑治文（Bridgman）主编，1832年创刊，至1852年共出版了二十卷。现存中译《澳门月报》译自其中1839年和1840年部分，按事项分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收于《海国图志》卷八十一。
从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内容看，可大致分为以下几大类，即：海外、特别是欧美国家地理学知识；直接服务于外交的情报及其外交技术；欧洲舆论对中国的反应。从以上内容结构不难看出，这些译书主要是为“驭夷”需要而作，事实上也确实为办理“夷务”发挥了作用。
由于林则徐对西洋列强及其动向有了初步的了解，因此他的对外策略远高于其他官吏。当时，主和派强调不可“轻起边衅”，甚至提出容忍鸦片贸易；抵抗派则主张执行“闭关绝市”以彻底断绝一切对外贸易的强硬政策。林则徐属坚决抵抗派，反对被动让步，但同时也反对“闭关绝市”论。林则徐的原则是“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他通过《各国律例》察知“此等奸夷（指欧美的鸦片走私犯）并未领照经商，而取偷渡蹿越，若被该国查出，在夷法亦必处以重刑”〔5〕。据此，林则徐在采取一系列严禁鸦片的措施的同时，明确承诺“不带鸦片者，仍皆准予通商”〔6〕。林则徐实际上已在遵循国际法的原则，因而也并没有伤及中外贸易，可以说国际法知识之引入中国并应用于对外交涉是自林则徐开始的，他的国家主权观念已开始带有近代色彩。林则徐在处理外交事物中极少偏差，正是受益于他能掌握相当程度的西洋知识。林则徐自己也曾说过：“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7〕
林则徐得力于西洋知识的更重要的收获是他在海防上的作为。他针对英国“以船坚炮利称其强”的现实，于海防上倾注了极大的努力，在给道光帝的奏章中提出：“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务使利于远攻。”〔8〕并“用价一万八千元购得西洋大号旧夷船一只，一备兵勇演习仰攻”〔9〕（此为中国购买西洋船只之始）。1840年4月又首次仿造西洋式战舰，奏报朝廷：“今春检查旧籍，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蓬如洋式。”〔10〕当时有外国人记曰：“1840年4月25日，二三只双桅船已在广州河面下水，这些船都是按照欧洲船式修造的，它们已能加入帝国的海军了。”〔11〕林则徐还曾向奕山建议：“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非自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总需有船一百只，始可敷用。此系海疆长久之计，似宜及早筹办。”〔12〕可见林则徐是在试图建立一支有近代装备的新式海军。若能如此，“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逆夷以舟为巢穴，有大邦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扰陆路，占之城垣，吾不信也”〔13〕。综观上述不难看出，林则徐将其西洋知识付诸实践，颇有成果。总体看来，林则徐作为钦差在广州期间，英国在外交和军事上始终无法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