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我亦东林复社孙”
作者：秦燕春
冒鹤亭爱以“东林复社”后人自居，这在当时友朋间乃至文化界都算不得秘密。据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曾从其妇翁沈爱苍处，见到冒书尾钤“东林复社后人”印，即“伸其巨拇”，连称“阔人，阔人”（《冒鹤亭先生年谱》）。关于此印的来历，逸话流传颇多。冒鹤亭所藏石章“东林复社后人”一枚，乃赵之谦所刻。时人艳称此印是冒十一二岁时，赵应冒外祖周星诒之邀为刻。但实际上，此因赵与周畇叔（即周星誉，行七）、周星诒（行八）兄弟往来密切，周氏等一班浙江文人有感于“道光末祚，风雅道微，士大夫无以矜式，后进学者日汩于荣利而文章之道几乎欲熄”（冒鹤亭《外祖周公畇叔行状》），遂于绍兴创立“言社”（一说“益社”），“慨然以兴复自任”，倡称“东林复社后人”，一时名士咸隶社籍，周遂请赵篆刻此印。后来此印辗转归冒鹤亭所有。这些韵事风流虽然未必当真，倒颇可见得晚清士人看待晚明故事的一种风度与趣味。
冒鹤亭（1873—1959）即冒广生，号疚斋，早年又号钝宦、茝庵，清同治十二年（1873）农历三月十五出生在广州，时隔二百余年恰好与其先祖、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字辟疆，号巢民）生日相同。又据说当其出生之夕，祖父文川公梦见“其先巢民先生来”（叶衍兰《小三吾亭词序》），故冒鹤亭一生常自比为冒辟疆再世。前者不惜取字鹤亭，应当就是缘于仰慕前贤隐居架亭、与鹤同栖的举动。其诗、文、词乃至学术论著集，更则俱以“小三吾亭”名之。“小三吾”亦是清初冒辟疆在江苏如皋所置水绘园中的一景。
也许缘于自己出身实在大有来头吧，冒鹤亭终生对于晚明冒辟疆所隶属的“东林”、“复社”中清流名士看法上一直褒扬有加，经常为之辩护，认为“论者犹以明亡为复社诟病，则亦责备之过哉。天之所废，其孰能兴”，“复社君子乃欲矫首厉角，奋其清议，以与执政相推排，不得谓非愚也。至于易代革命，穷时见节，或饮药而如归，或抗颜而拒顺，或老死岩穴岁寒后凋，士气之伸亦古来未之有也”（《书〈复社姓氏录〉后》）。在冒鹤亭眼中笔下，后世援党人之说责备复社的，往往才是“腾其口说，倒行逆施，以自悖于纲常名教”者流。
毋庸置疑，在“晚明想像”一度大盛、至于“无报不谈明末事”的清末民初，较之时人，冒鹤亭“晚明想像”的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他与冒辟疆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倾情追忆。1893年，年仅二十岁的冒鹤亭即撰成《冒巢民先生年谱》。1896年，孙诒让为《年谱》作序，云其“诵芬述德，其事甚盛，非徒以钩辑排比，为传记家言也”。后来梁启超为《年谱》作跋，则回忆1896年春夏间自己在上海与冒鹤亭初相见的情形，“问姓字，审邑居，辄忆其先德巢民先生言论行事，而口摹之，而目营之，而心追之”，直称“鹤亭之文，史家之文也。鹤亭之志，殆先生之志也”。梁氏后来在《清代学者治学之总成绩》一文中，曾将该《年谱》列为“无一不佳”之类，其赞许肯定亦是无疑。
在道德文章诸方面，冒鹤亭立意要以这位冒姓先贤为楷模，其心驰神往之甚处，常以晚明冒襄时期才算得“吾家当全盛时”。平心而论，他此种用心亦并非虚妄自炫。清末民初时人论及冒鹤亭之诗，亦会习惯性地在他和冒辟疆之间建立明确联系：“冒郎猛气狎龙虎，继起迢迢三百年。”（姚鹓雏《论诗绝句二十首》）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冒鹤亭的一生其实一直被笼罩在冒辟疆的身影之下。通过搜集名物、撰写年谱、出版遗著、庆祝生日、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等不同的形式，冒鹤亭给予明末清初的冒辟疆在清末民初一个重塑重现的机缘。
1899年，冒鹤亭从江建霞（标）处得到《冒巢民手书菊饮诗卷》（此卷原件现藏上海博物馆），江并为之作小跋，云此举“藉补孝廉所撰先生年谱所不及”。在冒鹤亭本人的《小三吾亭词话》中，曾对此事有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不仅可见及冒鹤亭收集先人遗物的良苦用心，亦对江建霞慷慨割爱的文化赞助一直感恩、念念不忘：
元和江建霞京卿标，跌宕文史，纵横一世，书画金石，色色当行。尝得先巢民征君《菊饮诗卷》，脱手相赠。建霞赠余卷时，尝语座客，此事足传否。未几下世。余尝乞当代名流题咏殆遍。非惟诵芬，亦以报亡友于地下也。今春厂肆持先征君手书《六忆歌》长卷来售，为人中道劫去，以原值归之，不可，以相当之书画酬之，亦不可。此真赵王孙所谓“独孤之视东屏，其贤不肖为何如”者矣。建霞病殁，余为文哭之。所谓“兕觥归赵，薄俗则难，非君雅谊，谁结古怀”者也。
以后多年，冒鹤亭历请当时名人题写此卷。题跋者有俞荫甫、黄仲弢、丁玄钧、吴昌硕等。金心兰为之补图，萧敬甫、费屺怀为之书后。费书后中有云，当此诗卷还在江标手中时，他就曾经为之题字：“其时初散馆，同官京朝，居又相近。偶得旧椠名迹，辄相与传观互赏，意气甚乐。”可见冒巢民的诗卷对于这些人，早就是一种可以“传赏观玩”的旧迹文物。题诗者则有陈子言、范肯堂、吴彦复、夏敬观、诸贞壮、沈曾植、文廷式、易顺鼎、吴子修、吴絅斋父子、王存善、宋伯鲁、梁星海、徐琪、何乃滢、莫楚生、吴用威、沈信卿、陈三立。题词者有樊樊山和程子大。由此名录中，不仅可以对冒鹤亭本人的生平交游有所了解，而且借此话题正可以窥探清末民初一部分知识人面对历史、尤其面对晚明这段敏感历史的文化感受与特殊心态。
例如范肯堂两首题诗（《冒鹤亭以江建霞所赠辟疆先生菊饮倡和诗卷属题》），其一曰：“东林复社去堂堂，水绘亭台亦以荒。十世顿成来复象，千秋徒为后人狂。身前横被诸艰试，地下应无滴酒尝。要语鹤亭还自逸，老夫专以醉为乡。”充满往事不再、自逸保身、以醉为乡的叹息。诗后又特别有小注云：“鹤亭汲汲焉惟不朽是务，颇自传会以辟疆复生。不独时势同也。”不独时势同的背后，自然该是心态亦同。
1900年7月庚子乱后，文廷式自日本返回，滞留京师期间也应邀题诗（《为冒鹤亭题其先世菊饮卷子》），诗中有云“寂寥二百年间事，留与君家翰墨香”，“漫拟亡弓仍楚得，可怜护璧是秦余”。异代同感之外，让人吃惊的是即使文廷式这样的文人，在晚清松动的舆论氛围当中，也开始慨叹有清近三百年中劫余秦火一般的文厄字祸了。显然，晚明文物的居然留存，是对此灾难最好的提醒与讥讽。
而在1901年的上海，沈曾植与费念慈、丁立钧、张謇等人相聚沪上，“日与鹤亭相晤，客邸甚欢。相与谈灵鹣阁旧事”，老友物故，“胸臆怲怲”，难怪沈要慨叹“闲居兀自惜秋光，赖遣朋樽对物芳”，“客帆历落雁鸿度，噩梦苍凉露电如”（《冒巢民先生菊饮诗卷鹤亭孝廉属题》及“跋”），此际文人笔底的无边秋气，也正暗示着人心思乱的一片怅惘。
《冒鹤亭先生年谱》中又曾转载汪宗衍《梁节庵自评菊饮诗》一文，并收录了梁鼎芬《为冒鹤亭题其先德巢民征君手书菊饮诗卷》三首稿本，每句都有自称自赞语，因是录示门人，故能畅所欲言，虽语义少夸，然可想见其旨趣。梁著《节庵先生遗稿》中未收入此诗。该诗的宗旨其实全在抒写己意，不及冒襄。如第一首“花事如何到此穷，溪园旧日有清风。菊苗可以供斋料，换取囊茶醒酒翁”；第二首“百年虽响风飘远，七子骖鸾于某山。拍手笑余无寐梦，要诗镌肺酒催颜”；第三首“一时韵事灵鹣阁，后辈才名水绘孙。花面有黄人发白，看花已过十年尊”。
陈三立《为冒鹤亭题先世巢民老人菊饮诗卷子》，想像明季的冒襄如何“独向冥冥呼醉侠，伴弹老泪漉神州”，很难说没有自身寄托在内。反观一下清史专家孟森《董小宛考》中那个“一生不废声色之好”的冒辟疆，此语恐怕真的只是“想像”而已。另外陈又有《冒鹤亭乞题十二世祖巢民先生遗像》，谓其“园馆写酒悲，声乐出憔悴”，“潦倒歌泣场，海色黯执袂”，“遗”于“声乐”而“隐”于“歌场”，明季的节义与清季的忧伤于此才能遥相呼应、互为表里。“趣分嵇阮俦，迹与蟠泰逝”式的颓废而不过激，是更容易获得陈三立这样“模糊”而“游移”的所谓晚清遗老的心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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