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江大年的手
作者：祝 勇
“这就是资格！”
在我童年看过的影片中，这是我记得最牢的一句台词。那天，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松山分校的校长龙国正（郭振清饰）把铁匠江大年的手高高举起，向世人展示上面的老茧。他所说的“资格”，就是根据老茧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在判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方面，手有着毋庸置疑的发言权。
所谓“资格”，指的是上大学的入学资格。这所大学，即在当时红透全国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据陈家鹦、周立军《毛泽东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文透露：“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是遵循毛泽东教育思想创办的半工半读学校，是上世纪我国教育战线涌现出的新生事物。它自1958年创办，至1980年改制，历时二十二年，为国家培养了二十二万余名相当于初技毕业至大专毕业的建设人才，摸索了一套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经验，成为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典范，在我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1〕
《决裂》就是一部描述这所大学办学过程的影片。据1979年1月10日《人民日报》透露：“《决裂》的电影剧本，写成于1974年底。剧本原是想宣传和歌颂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经验的……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当时正是‘四人帮’妄图从教育战线打开缺口，以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时候，他们乘机把黑手插了进来。”《决裂》于1975年初筹备拍摄，当年底拍摄完成，配合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1976年元旦上映。所谓“决裂”，当然是指与资产阶级办学思想的决裂。所以，这部影片清晰地设置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教育阵营，它们的形象代表分别是党委书记、校长龙国正和副校长曹仲和（陈颖饰）。其中，出身书香世家的曹仲和“祖宗三代都是搞教育的”，而龙国正则是“带着地主老财的鞭痕参加革命的”，“到了延安才扫的盲”，从阶级论的立场出发，他们的合作注定要破产，他们的“决裂”在所难免。这样的人事安排从一开始就显得荒诞不经。于是，龙校长和曹副校长带着他们各自的角色使命出现在他们各自的讲台上，并逐渐丢掉温文尔雅的假面而变为赤膊上阵的搏斗。他们的斗争，涉及谁来办学、为谁办学等一系列问题，而这类问题，在当时语境中，都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事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你死我活。对此，曹仲和认为：“二加二等于四是哪个阶级？X加Y又有什么阶级性？只要我们能培养出有高度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才来，还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嘛！”龙国正则慷慨激昂地表示：“我们共大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不但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把学校的小课堂搬到农村的大课堂里去。拜贫下中农为师，做到学用结合，上生产斗争课，上阶级斗争的主课。”
于是，江大年那双布满硬茧的手，便成为对龙国正（以及他所代表的）办学方针的最佳注解，它们涵盖了一个劳动者的全部履历。显然，在龙国正眼中，它们比任何文凭都更有发言权。
二
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都有自己的农场。中共中央1971年7月27日批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确了“应以厂（社）校挂钩为主，多种形式，开门办学”的办学方针。在那个食品匮乏的年代，我们身体的动向与胃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已回想不起来我们的劳动成果最终去了哪里，但至少，对于成果的想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劳动的艰苦。我想起自己看过的一部纪录片，叫《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这部影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场面，而是片中的虚幻性镜头，其中有一棵百果树，上面长满了硕大无比的葡萄、苹果、香蕉。对于饥肠辘辘的我（们）来说，这棵树的诱惑是巨大的。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能得到那棵百果树，付出怎样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所以，当我在农场累得直不起腰的时候，支撑我的劳动信念的，就是那棵不同凡响的树。作为一种科学幻想，那棵并不存在的树，是代表未来发言的，它将现实的劳作与未来的乌托邦直接联系在一起，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实惠的许诺，并赋予我们的劳动一种前所未有的意义。这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慷慨馈赠，但很多年中，我一直坚信，自己会得到那样一棵神奇的树。
在中国人身体史上，劳动始终充当着核心话语的角色。这种劳动崇拜与中国人对于饥饿与死亡的深刻记忆与深度恐惧密切相关。身体以这样一种艰辛的方式为自己确定了一条拯救之路，这也是指引身体通向可能彼岸的金光大道。
《创业史》最早是以语文课文的形式进入我的视野的，就是那篇著名的《梁生宝买稻种》，它把故事设定在一个春天的雨夜里，文字间充满了渭河平原泥土的潮湿气息和浪漫的诗意。后来，我从学校的图书室里借来这部小说，它成为我少年时代最早阅读的长篇小说之一。这部作品将土地中蕴藏的能量与人的身体激情相互映衬，劳动不仅成为对生命价值的最佳诠释，而且极具审美性：“春雨以后，太阳一晒，空气里散发着一种令人胸闷的气味。好像地球内部烧着火似的，平原上冒着热气。你抓起一把关中平原的黑胶土，黏糕一样，一捏一个很结实的窝窝头。温暖的初春的阳光啊！你从碧蓝的天空，无私地照着所有上身脱光的庄稼人打土坯。”〔2〕鲁迅乡土小说中闰土式的愚昧农民转换为柳青笔下蓬勃健康的形象，使劳动充满了一种宗教般的神圣感。
有意思的是，劳动的根本目的是使身体从胃的虐待与掌控中获得解放，赋予身体以更大的自由和享乐，但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却对身体自由与身体享乐持有坚决的否定态度。这一点在《决裂》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影片中，一位老大娘也进城去看上大学的儿子，结果发现孩子变化甚大，戴上了眼镜，头发油光锃亮，衬衣、西裤、皮鞋，自己亲手缝的衣服、布鞋都不要，说土气、难看。大娘流泪说：孩子，这书咱们不能念了，走，跟我回家。“初澜（“文革”期间国务院文化组写作组的主要笔名）引用列宁的话批判道：“‘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因此，要不受奴化，就必须对旧教育制度奋起斗争。”〔3〕这使劳动陷入两难境地。劳动的目的当然是获得丰收，使人们丰衣足食，过上好日子，而这种好日子，又通常被视为身体的毒素，使身体变软，萎顿。这无疑解构了劳动的价值，使其失去了现实的目标，劳动的意义被抽干，成为与收获以及享受收获无关的一项独立的事物，劳动崇拜和劳动教育也变得难以理解。
三
马克思在有关人类进化的论述中，把劳动视为决定性因素，即“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对于劳动的意义赋予，正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进程相伴随的，在此前的几十个世纪里，对劳动的意义认可一直处于缺席状态。身体与精神始终被传统知识分子区别对待，并置于对立的两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千年古训，便透露了传统知识分子对劳动价值的否定。这些论点，在我的求学时代里无一例外地成了地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少年时代接受的主流学说中，身体与精神仍被置于对立的两极，只是它们的地位被彻底颠倒了。“劳力”被置于无比荣耀的圣坛上，而“劳心”则受到彻底的唾弃。这一点从劳动模范和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中便可得到鲜明的印证。“体力劳动是所有社会财富和满足‘人类生活基本需要’的源泉，因而，劳动（和劳动者）是高尚的，如果他不是工人或农民，那就要定期参加体力劳动。”〔4〕毛泽东强调：“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5〕一旦意义得到确认，劳动立刻成为所有身体的先验性主题，成为施加在每个身体上的必须完成的使命。以劳动为主题的身体规训和身体管理，便被置于无比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毛在1966年5月7日，指出：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6〕。尽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无法弄清资产阶级到底怎样统治着我们的学校，但在我的小学时代，已能对这段语录倒背如流。这一指示被称为“五七指示”，它孕育了光辉的“五七道路”，此后，许多的“五七干校”便锣鼓开张并且日渐发达，为城市里的知识分子牛鬼蛇神无所适从的身体指明了去处。1968年底，毛又发出新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7〕使他的这一思想覆盖了全部现有的和未来的知识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