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人类是一个整体
作者：景凯旋
帝国的碎片散落在巴尔干半岛，而它的统治中心却更加散发出腐败衰落的气息。崛起的欧洲发现，这世界上有两个病夫国家：一个是大清帝国，被他们称为“东亚病夫”；一个就是奥斯曼帝国，被他们称为“西亚病夫”。这两个老大帝国都处于停滞不前的历史时刻，丧失了任何活力。政府腐败无能，人民没有自由。相应地，在西方列强的外交议事日程上出现了一个名词：东方问题。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1908年发生了青年土耳其革命。青年土耳其党上台执政，其成员大多接受西方教育，鼓吹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仍然试图采用专制手段来维护帝国的领土完整。
就像奥斯曼帝国的建立曾经影响了世界历史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何处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
在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下，奥斯曼帝国决定加入轴心国作战。战争中，土耳其军队唯一的一次胜利就是保卫海峡之战。1915年3月，为了夺取达达尼尔海峡，打开通往伊斯坦布尔的水上通道，协约国军队向海峡入口处的加里波利半岛发动进攻。英军方面的指挥就是后来的二战统帅温斯顿·丘吉尔，土军方面的指挥则是德国人李曼·冯·桑德斯。当时土军守在加里波利高地，抵抗从海上来袭的近五十万英联邦和法国军队。时任十九师师长的穆斯塔法·凯末尔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他总是能洞察先机，身先士卒，牢牢掌握战役的主动权。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多次发生肉搏战，高地和海滩布满了尸体。这场战役持续了八个月，土耳其方面阵亡八万六千人，联军方面阵亡三万三千人。英法联军眼看无法取得战役胜利，只得下令撤退。
加里波利之战未能挽救帝国，却使凯末尔美名远扬。1918年11月，英法舰艇驶入海峡，进驻伊斯坦布尔，各国相继占领土耳其本土及属地。1919年5月，希腊占领士麦拉（伊兹米尔）。在1919年7月的巴黎和会上，胜利者对奥斯曼帝国的代表说：“土耳其人最拿手的一招，就是征服到哪儿破坏到哪儿，他们从未显示过自己能够和平地发展他们靠战争赢到手的东西。”协约国甚至要求奥斯曼代表团离开，认为他们来出席会议是毫无意义的。1920年8月，苏丹政府接受《色佛尔条约》，根据这个条约，除了原属地，土耳其本土安纳托利亚也遭到瓜分。
消息传到土耳其，群情激奋。凯末尔再一次站了出来，他在安卡拉建立大国民议会政府，领导民众浴血奋战，最终以少胜多，击败希腊军队，逼迫协约国退出半岛，并与协约国重新缔结了平等的《洛桑条约》，按照土耳其方面的要求，划定了新国家的边界。土耳其人是幸运的，他们需要一个巨人，历史就产生了一个巨人。凯末尔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曾在军官中发起组织“自由协会”。如今他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宣称：“主权必须无条件地属于人民。”在他的力争下，1923年10月，议会宣布废除苏丹制，建立共和国，凯末尔出任第一任总统。
当时的民众中，流行着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等思潮，凯末尔坚决拒绝了这些传统的想法，他认为：“人类是一个整体，每个民族都是其一部分”，“为了生存下去，土耳其必须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对他来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与世俗化，他主张在小亚细亚建立起一个民族国家，同时吸取西方现代文明。这些思想在1931年共和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他概括为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良主义六项原则。
凯末尔的西方化与世俗化改革非常彻底，一是废除哈里发制度，实行政教分离。他认为：“宗教是一个良心问题，每个人都自由地遵循自己良心的命令。我们尊敬宗教。我们不反对思想的方式。我们只是试图不将宗教事务与民族及国家的事务混为一谈。”二是建立西方式政党共和人民党。三是颁布世俗宪法，删除国教的提法，实现主权在民。1924年宪法规定：“所有土耳其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任何团体、等级、家族和个人特权均属取消、禁止之列。”此后以瑞士民法为蓝本的《民法》进一步确立男女平等、信仰自由，妇女还可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四是军队监护世俗政权，但不能干预政治，因为凯末尔认为“一个从军队中吸取力量的政党永远得不到国民的欢迎”。五是经济上的国家主义政策。六是国内和平与世界和平的政策。在革命十周年的讲演中，凯末尔告诉各国外宾：“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唯一目的就是和平，就是我们的民族能够在和平中进步。”自1922年以来，土耳其共和国没有进行过大的对外战争，这在帝国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根据一些材料记载，凯末尔甚至还希望在土耳其建立起多党民主制。1930年，他授意昔日的战友成立反对党自由共和党，但由于该党个别成员企图复辟君主制，导致了政治混乱，其领导人遂不得不宣布将党解散，原属该党的议员仍在议会中保持为一个独立的集团。这一多党民主的设想直到二战后才得以实现。
在社会改革方面，凯末尔也是雷厉风行。在他的建议下，议会废除了旧历，采用公历历法与纪元；此后又废除阿拉伯文字，改用拉丁字母拼写。他甚至亲自担任教师，到乡下教民众识字；最激烈的措施是废除被西方人嘲笑的费兹帽，规定公务员必须穿西装，戴礼帽，史称“帽子革命”；凯末尔还鼓励妇女不带面纱，他把这看作是妇女解放的标志，“我坚信实现妇女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对于人类的幸福和自豪是必要的”，并规定担任律师、医生、法官和公务员的妇女不准带头巾上班，这个规定今天仍在实行。
从1923年到1938年去世，凯末尔一直担任总统、共和人民党主席及武装部队总司令，决定国家的重大政策与主要官员的遴选，但他总是通过合法程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凡属重大问题，他都要通过演说等方式来争取多数民众的支持。当然，这些改革也引起了激烈的反对，1926年新民法颁布时，就曾有宗教极端分子试图暗杀他。事后，凯末尔坚定地对国民说：“我微末的身躯总有一日要埋葬于地下，但土耳其共和国将要永远屹立。”
凯末尔以一己之力拯救了一个古老民族，改变了同胞几百年的生活方式，把他们对一个王朝的崇拜转变为对人民主权的忠诚，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许多新兴国家钦佩他是民族解放的先驱者，世界尊敬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和平缔造者。1938年他去世时，丘吉尔赞扬他“在战争中拯救了土耳其，并在战后使土耳其民族复兴，他的去世不仅是他的国家而且也是欧洲的损失”。罗斯福则称：“我为不能再满怀希望地同这个人晤面而感到悲伤。”
三
中国人再次知道土耳其，是在二十世纪初。近代以来，这两个国家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帝国的衰落过程都漫长而痛苦，饱受欧洲列强的欺凌与歧视，但统治者的愚昧、落后和野蛮也导致人民的灾难。当最初西方人为了通商而到来时，帝国统治者都是把他们视作朝贡者。苏里曼大帝曾写信给法国皇帝，称自己是“君主中之君主，四海方圆内诸君主王冠的分配者”。在他统治时期，帝国只接受外国大使，从不派遣自己的大使。即使签订条约，也认为这是帝国的恩赐，只能在自己的都城签署。一百年后，清朝皇帝和朝臣在接见西方使者时，最热衷的争论也是四方来朝时如何跪拜的问题。到十九世纪天朝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开放五口通商，使用的仍是“恩准”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