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人类是一个整体
作者：景凯旋
当时，中国各报刊常有关于土耳其的消息和文章。1923年，《东方杂志》发表化鲁《我们竟不如土耳其》一文：“土耳其的名称，在洋人的嘴边，往往是和中国并提的。因为这两个老大帝国都有病夫国的称号，又都拥有富饶的领土而为列国野心的政治家所垂涎。这两个国家过去的命运完全相同，但从最近看来，那位西亚病夫倒比这位东亚病夫争气得多……现在老大的土耳其民族复兴了，造成强大的新共和国了。”
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也像土耳其一样产生了“奇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只是由于走进另一个历史房间，才在日后有了不同的结局。发生在西方文明国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东方人对西方文明失去信心，开始寻求新的救国之道。1920年，凯末尔也曾写信给列宁，希望苏维埃政府提供援助，并与宿敌俄国签订友好条约，但凯末尔始终坚信西方文明的正面价值。在他眼里，“文明，指的就是欧洲的文明”，只有面向西方，才能使土耳其“跻身于全世界最繁荣、最文明国家之林”。因此，他在建国后没有选择向苏联学习，而是选择学习法国，甚至告诫土耳其人，要“永远站在英国人一边”。这使他的激进改革得以建立在欧洲人文主义的基础上，没有变成一场暴力的阶级争斗。
像凯末尔一样，中国五四运动那一代知识人也是世界主义者，把人类文明看成是一个整体。对凯末尔摆脱传统的现代化改革，他们给予了很高评价。1944年5月4日，傅斯年在《大公报》上撰文纪念五四运动二十五周年，他写道：“今人颇有以为五四当年的这样重新估价有伤民族的自信心；不错，民族的自信心是必须树立的，但是，与其自信过去，而造些未曾有的历史奇迹，以掩护着夸大狂，何如自信将来，而一步一步的作我们建国的努力?这就是说，与其寄托自信心于新石器时代或‘北京人’时代，何如寄自信心于今后的一百年?把一个老大病国变成一个近代的国家，有基玛尔（注：即凯末尔）的土耳其是好例。土耳其原有回教的加利弗(Cali-fate)，这是土耳其几百年霸权的遗物，在上次大战中还有甚大的号召力，使土耳其虽败不亡，然而基玛尔胜利的进入君士坦丁后，毅然决然的废止这个制度，这因为这个制度之于土耳其，对外虽有号召的大力，在内却是彻底革新的阻碍，基玛尔务实不务名，所以在土耳其境内废止了他。又如中东近东人民习用的红帽子，到屋子里也不脱的，他也为文化大同起见废除了他。至于文字的改革、习俗的改革，处处表现出他要彻底近代化土耳其的精神，他为什么不爱惜这些‘国粹’呢?正因为这些‘国粹’是土耳其走向近代化的障碍物。”
凯末尔去世后，其继任者继续受到视为普世文化的科学、理性与进步思想的吸引，坚定不移地要融入西方主流世界。1945年，共和人民党政府批准成立新党，实现了多党制民主。1950年，民主党在大选中击败共和人民党，选举过程井然有序，政权和平移交。但对于这个古老的民族，要学会政党政治的妥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民主党上台后，变得日益独裁，开始镇压反对派，并将共和人民党党产收归国有，限制出版自由。1960年，军队发动政变，将政权交还给文官政府后，新法律规定保护反对党，加强公民的个人权利，进一步完善了政党制度。但由于多党政治的混乱，造成社会动荡，1980年，军队再次发动政变，确认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巩固了民主程序和政党政治。从共和国的历史看，军队始终是凯末尔现代化改革的监护者。冷战结束后，社会上存在着以民族主义还是以宗教信仰来加强国民认同的分歧，实行自由主义经济还是国家主义经济的分歧，但土耳其共和国仍始终缓慢而坚定地走在凯末尔开创的道路上。
土耳其在今天仍然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它的面积是英法两国的总和，人口约七千万，经济却低于欧洲各国，大城市里虽然出现了中产阶级，整个社会基础仍是农民。不过，人们再也看不到夏多布里昂所描写的情景。2000年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对主食面包采取限价，穷人的生活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由于宗教的原因，社会中存在着等级，但没有阶级偏见。普通土耳其人羡慕西方的富裕，可他们觉得快乐和闲暇也重要。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既有戴面纱的妇女，也有披肩长发的女郎。土耳其军人仍然勇敢、坚韧，但历届政府都遵循凯末尔“以充满纯洁感情和友谊的开放之心冀望世界”的遗嘱，坚持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每逢大选，支持各党派的青年男女开着汽车，从车窗外探出身子，挥舞着彩旗，录音机放出的音乐声震耳欲聋，在大街上呼啸而过。
自从欧共体于1963年成立以来，土耳其就与之建立了联系，但由于社会、文化与经济因素的障碍，土耳其至今尚无法加入欧盟。在很大程度上，这反映了某些欧洲人的傲慢。尽管如此，土耳其人似乎没有动摇，还是矢志不移地朝向这个目标。正如1993年任上的总统德米雷尔所说：“除了自己的文化价值外，我们分享欧洲文明的价值。”2004年，欧洲再次面临土耳其入盟的辩论，一位欧洲学者在西班牙《先锋报》发表文章指出，奥斯曼帝国对犹太人容忍的历史要比欧洲人长；土耳其虽然仍存在着司法保障、库尔德等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取决于土耳其人对入盟的热情，而他们希望拥抱欧洲文明、推动民主进程的渴望是有目共睹的。
当年的战场加里波利已成为土耳其国家公园，树木葱茏的山冈上，遍布当年土耳其军队修建的堑壕，旁边建有战争纪念馆和公墓。公墓里，埋葬着为国捐躯的土耳其士兵，也埋葬着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印度士兵。纪念碑上镌刻着凯末尔1934年撰写的铭文：
这些献出鲜血和生命的英雄们，
在一个友好国家的土地上，
和平地长眠，
与梅赫默特切克们躺在一起。
从遥远国度将自己儿子送到战场的母亲们，
擦干你们的眼泪吧。
你们的儿子如今躺在我们怀里，
他们在安息，他们将和平地长眠。
在这块土地上献出生命之后，
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儿子。
晚风从爱琴海面上一阵阵吹来，带着海水的咸味。山脚下，周末驱车远足的土耳其人在树林里吃着烧烤，然后在草坪上跳起节奏明快的舞蹈。
只有自由的民族，才会懂得爱与宽恕，享有真正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