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尘封的美文
作者：王炳根
三、《惆怅》的真伪
方锡德先生发现的小说《惆怅》，在2003年秋天带入冰心文学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布，几乎遭到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与会人员的集体质疑。人们像捍卫冰心的纯洁性般地排斥着《惆怅》：因为它写了一个“双重三角”的恋爱（即两男一女：薛炳星与卫希禔追求黄葹因；两女一男：刘若蕖、黄葹因追求薛炳星），而冰心既不写男女情爱，更不会以这种方式描写爱情故事，童真、母爱与大自然才是她咏叹的文学主题，爱情与爱情故事从来不是她描写的范围，尤其这个小说的爱情故事庸俗和老套；因为它的文字与冰心的风格不同，缺少优雅而显得有些粗糙，尤其是作品中的诗词，以冰心的腕力不可能是那样的文字；还因为，冰心的小说多散文化、故事性不强，且短，这个小说编造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两万余字，相当于一个中篇；并且写于1923年，那时冰心忙着燕大的毕业论文和出国留学，哪有时间写这么长的小说呢？还因为，冰心自己也没有将发表于1929年的小说收入她自己三十年代编辑的《冰心全集》（小说集）中，等等。
我在会后再一次认真地阅读了《惆怅》，观点开始发生变化，不久我专程到了北京，与方锡德先生、卓如先生和冰心的女儿吴青女士、女婿陈恕先生等交换了我的想法，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我还到国家图书馆专门查找《惆怅》始发刊——1929年《益世报》副刊。在冰心研究会和冰心文学馆举办的“冰心佚文与遗稿发布会”上，我们邀请了国内外冰心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以整个半天的时间讨论《惆怅》。方锡德先生为此写了专门的论文《再论小说〈惆怅〉是冰心的佚文》，会上脱稿作了一个半小时的长篇发言。
这一次，方先生以考据学的方法，从天津《益世报》的地位与影响（“并非一般的无名小报，而是中国现代史上与《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齐名的四大报纸之一”）；从冰心与《益世报》副刊关系（首席“特约编辑”与“撰稿人”，担任这种职务的还有周作人、许地山、刘廷芳等）；从冰心在《益世报》副刊发表作品的情况（《惆怅》之前发表了冰心著名的《诗——往事集刊行以诗代序》，之后，连载十一次冰心著名的译作、纪伯伦的《先知》，直至该刊停刊，同时，冰心的三弟谢冰季也在此发表了四篇文章）；从冰心与编者虹君的关系（冰心在燕大任教时的学生、并且推断张虹君在校时任“燕大周报社”总务部长时，与冰心与冰季均有交往，是师生与熟人的关系）；以及从《益世报》副刊的作者群——以“燕大系”为主的作者群和发表作品情况的详细统计等方面，无可辩驳地论证了《惆怅》是冰心的作品，在这样有影响、关系那样密切的报刊上，绝不可能有冒“冰心女士”之名的且是连载的伪作出现！而作为冰心那样有独立品格、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人，见到连续冒名伪作发表而保持沉默，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当方先生的发言刚刚结束，卓如先生说：“听了方教授的发言，我已无话可说了。”
我在《惆怅》研讨会上的观点是：《惆怅》真伪的争议，存在两个层面，即事实的层面与文本的层面。现在，在事实的层面上，方锡德教授以考据学的方法，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惆怅》是冰心作品这一事实。而在事实这个层面上，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也就是说《惆怅》是冰心的作品这一事实是确立的。质疑的意见多来自文本的层面，仅从这一层面看，种种质疑有相当的理由，但是，单个的文本对一个作家来说，可能有与其他文本的叙述方式、语言风格、描写内容相一致的，也可能有不相一致的现象，也就是说，它可能在作者全部的创作中属于实验性的文本，或是另类的文本。不可以圈定一个作家一辈子只用一种方式写作，不可以不允许作者进行她的不同的文学实验（包括题材与体裁、叙述方法与语言风格），甚至不可以不允许作家偶尔的游戏之作。《惆怅》则可视为冰心的实验之作、另类之作，甚至是她自己并不怎么喜爱的游戏之作，所以，她鲜有提及，也不愿意编入自己的文集中去。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推翻经过严密论证的事实。如果这个事实确立，那么，有关文本的质疑便成了专家学者所面临的新的研究课题，甚至是对以前研究成果的挑战，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至于“1923年”的创作时间，我认为有误，这个时间不是“冰心女士”本人的落款，而是编者语中所言。我认为它的创作时间可能是冰心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在与吴文藻相恋有了爱情的体验之后的作品，写作的时间大概是1927年至1928年之间，这时的冰心有从容的时间写作长一点的小说。我之所以将其设定在这一时间，是因为《惆怅》中的爱情婚姻观念与吴文藻和冰心合作的《求婚书》是一致的，《求婚书》为1926年冰心从美国带回（为了说明这两者的联系，我将《求婚书》作为附件编入本书）。
在识别了《惆怅》的真伪后，便可思考其在冰心的文学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中意义了。可以回到方先生前一篇论文，几个观点引述如下：
对于五四青年最为激动、最为苦恼的爱情婚姻问题，就连人近中年的鲁迅，都还写下了那样一篇令人回肠荡气的散文诗体小说《伤逝》；可是冰心这样一位“不世出”的时代同龄人，而且自身还是女性，却没有发表什么重要意见，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现在，由于冰心从未收集出版的小说《惆怅》的出现，我们曾经有过的这点遗憾，大概可以消除了。
《惆怅》在冰心的小说创作中十分独特。值得重视的，也许还不是这篇小说在冰心自身创作题材范围内的“另类”特征，而是她所表现的恋爱婚姻观——“自由选择、理性裁决、父母俯允”——在五四恋爱故事中风采独具的“另类”特征。因此，小说《惆怅》不仅在冰心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而且在整个二十年代文学创作中，都是一个罕见的存在。它是五四爱情婚姻故事中一个独特的叙述类型，一个十分珍贵的文本。
在五四爱情故事普遍感伤滥情的时代，不随大流，不阿世俗，提出“理性婚姻”的思考和表现，单就这一点，小说《惆怅》就足以在五四爱情故事叙述史上占有一份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四、与宋美龄
冰心和宋美龄是先后毕业于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校友（宋美龄1913年至1917年就读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本科生，冰心则是1923年至1926年的研究生）。这两位杰出的女性，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与社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两个人的关系却少有人提及，包括《冰心全集》未收入任何一点关于宋美龄的文字，除了传记中略有记述，研究者也未曾涉猎。这一次发现的四篇佚文，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坐落在波士顿郊外的一处湖畔，环境非常优美，这个湖英文名Lake Waban，宋美龄译为“韦班湖”，冰心则将其译为“慰冰湖”。冰心入学时，宋美龄已经毕业了六年，但在威校，宋美龄的话题仍在流传。“1924年，我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时，我的美国老师们经常自豪地和我说，本校有一位中国学生，即1917年毕业的宋美龄小姐，她非常聪明、漂亮”。冰心1926年学成归国，次年底，宋美龄与蒋介石在上海举行了二十世纪最为隆重、最为显赫的婚礼。冰心说，“我经常在新闻、杂志上拜见夫人的照片与讲话，但始终没有机会和她见面。”
冰心与宋美龄终于见面是在1940年的秋天。那时，宋美龄一方面与美国斡旋，力争援助，一方面以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名义指导新生活运动。当时冰心在昆明呈贡，为师范学校义务教师。就在这时，冰心收到了重庆一位朋友的来信，因为妇女指导委员会缺一名文化事业部的部长（沈兹九原为这个部的部长，因为要到新加坡等南洋地区去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位置便空缺了），言谈中提到了谢冰心，宋美龄十分高兴，表示想很快能见到她，并且希望她坐飞机来重庆。此时的冰心对宋美龄在抗战中的表现很有好感，也想见见这位昔日威校的校友，今日抗战的女英雄。恰巧，吴文藻要到重庆出席一个学术会议，两人便坐了飞机，飞往战时的陪都重庆。这一次会面，决定了冰心迁往重庆。《我所见到的蒋夫人》详细地记载了冰心与宋美龄三次见面的情景，地点均在黄山，蒋介石与宋美龄在重庆为躲避日本飞机战略轰炸的郊外官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