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寻找中国宋庄
作者：马 陌
（三）
久居宋庄的艺术家早已不愿接受“流浪画家”这样的冠冕，在精神上，他们跟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一样，因其敏感而常觉时代变迁带给人的困厄，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高调拓殖让任何意义上的反抗和抵制都失去效力，所以从最表层来看，他们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恍惚、委顿与嘲解。与此相关，他们自觉地称自己为“村里人”：跟土著居民相比，他们似乎有更多的闲暇，晒太阳跟午课一样，成为基本的消磨方式，同样的行为在农民那里肯定被视为懒汉。对于一个携妇将雏并打算终老此地的画家来说，时间的流逝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见到尹坤的。这个留着鸡冠头、穿着皮裤的艺术中年“根正苗红”：1996年迁来宋庄前曾在圆明园呆过一年。他对我的采访要求并不热心，但允许我在他的大画室里走来走去。几面墙根下立着他的巨幅作品，而阳光透过几扇大窗户斜射进来，使画室显得极度明亮和空旷。跟满地烟头、酒瓶、脏内裤的圆明园时期的阴湿小屋不同，这里充满国际气象。
年租金二万五千元的价格，除一个编号为“1”的大画室外，还附赠一套同样编号为“1”的一进三开的平房。这让生活区和工作区优雅地分开。像任何一个贤惠女人一样，在丈夫尹坤招呼串门者喝茶时，刘惠勤快地准备着茶具和椅子，并且不忘叮咛在院子中玩耍的一对儿女小心，不要摔伤。尹坤的母亲凑过来塞给儿子一把去掉皮的榛子，尹坤将它分给在座的大家。他的老父亲，则坐在门槛上旁若无人地享受春日的阳光。尹坤津津乐道于他的台湾茶叶，并像一个好客的主人一样劝我多喝几杯。抛开艺术这种沉重话题，当人们都浮游于生活表面，一切顿时显得爽朗且明快。
尹坤的弟弟尹俊也是画家，他跟陕西人张建俊共用一个画室，编号为“2”。这个邮政地址为宋庄艺术工厂路C区二号院的大院落，共有四个大画室和四套一进三开的平房，大致因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关系，画家们之间显得很熟络，彼此称呼外号或肆意调侃：“老师，您也是艺术家？”
张建俊是2001年来到宋庄的。西安美院毕业的他在西安开过四年画廊，做过两年拍卖师，还在广告公司当过职员，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一些跟商业很近的行当。来宋庄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觉得宋庄好玩，二是觉得在西安将会永无出头之日。初来宋庄时，张建俊的境况并不比圆明园“遗老”或“遗少”们更好或更糟。那时候大家是共同贫穷，所以烦恼也显得比较同质：梦想“混”出来的同时与当地土著居民进行着既不彻底闹翻也不放弃斗争的“居住合法化革命”。
这段艰苦历史成为画家们的共同记忆。他们常常在后来者入住宋庄时向他们炫耀式地提起，仿佛以色列先民讲起那段在埃及受苦的日子。
张建俊基本严格地遵循着自己的作息时间：早上六点到十二点画画，十二点吃饭，下午接待访客或者晒太阳或者联系展出事宜，晚上有时画画，有时看书或者上网。这种略显刻板的生活让离异的他时而生出一些感怀身世的咏叹。但从他的画中，却丝毫看不出这位关中汉子心中柔软的那一面。作为观念艺术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他拒绝一切情感型主题。他要表达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充斥亚麻画布的是这样一些元素：葡萄、西红柿、甜点、菜肴以及各式杯盘。与初中美术老师教的“静物素描”不同，张建俊作品的画面不是那么肃穆、庄重，光影关系也极不考究——在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他的画充满了令人激动的粗糙的手工性。他故意让画面充满流动感。这样说容易明白：食品的丰盛已经超过餐桌的承载能力，由于过度挤压它们都变成流汁，像瀑布一样汹涌流淌开来。在名为《中国菜》的这组画中，食物无法让人产生食欲，相反却激起一种不可名状的恶心感。如果我的猜测不是毫无理由，那画家的意思也许就是要通过这种恶心感让人看到欲望的本相。
张建俊将自己的作品称为“物欲艺术”。如果说“政治波普”是对一个远去时代的泯仇一笑，“玩世写实主义”是对当下处境的狡黠一笑，那“物欲艺术”显然要正经得多，它让人笑不出来——面对消费主义这头巨兽，奉行高尚艺术原则的艺术家并不谋求和解。
（四）
尽管一种原始的乌托邦精神还在宋庄上空漂浮，但不从经济角度入手，许多事情将茫然无解。
前些年宋庄流行一种测谎办法：鉴于新入住的画家都宣称不是为了卖画，而是为了艺术才来这里受苦的，老住民为了验证“小兄弟”是否在说谎，往往借接风之机将他灌个大醉，以便“酒后吐真言”。最近两年这“入帮仪规”不怎么使用了，因为人人都知道，钱尽管销蚀了理想，却能让大家保持最低限度的团结：住在宋庄。
在尹俊所在的二号院喝茶的时候，风风火火进来一个串门客，他叫吴德武，住八号院，邯郸人，人称“蝴蝶王”，意即他蝴蝶画得很好。他显得有些焦虑。新晋的艺术区观音堂文化大道有一家公益性质的画廊愿意展出他的作品，但条件是无偿献出两幅作品，且自己负责宣传画册制作等事务。吴德武向我征询一些印刷和约请评论家方面的事宜。据他讲，有些评论家的收费非常高，甚至达到每个字三四美元。这令我咋舌。在这个生物链上，尚未爆得大名的画家像个软柿子，所有攫取的手都伸向他们。
这让不善闪转腾挪的艺术家们在经过长时间的焦躁和局促之后，开始变得精明起来。
樊秀清，女，张家口人，小店店主。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将她小店生意的红火归因于“蒙神所喜悦”。她在小堡村村口专卖画材，小店平时由她照料，周日则交给丈夫打点，“因为我要遵照神安息日不得劳动的教诲”。她丈夫是当地农民，几乎整个家族都在围着宋庄做画材生意。嫁到宋庄之前，她曾在北京市区的一家服装公司干过一段时间，但最终因忍受不了同事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辞了职。靠着这点手艺，她常常为画家改制衣服，“因为他们很多人只有一件衣服，冬天时需要装进棉花，春天则将棉花取出来”。但最近两年很少有人来改衣服了，所以樊秀清在小店进门处装了几部公用电话，以此贴补贴补。谈起宋庄的画家，她认为他们“穷而精明”：“一分一分地砍价，往往磨半天，才肯买走一块画布。”
樊秀清的小店对面，矗立着一块巨大的楼宇广告牌，上书“艺术区里的别墅区”。眼见宋庄成了一块甜点，开发商怎能按捺住触角？
宋庄镇的角角落落都堆满沙子、木料和水泥，泥瓦匠忙着砌墙、加高房屋，一片片空地被围起来，准备兴建更大、更成规模的画室。在这系列动作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东家：政府。从宋庄镇政府经济信息网上可以看出，小堡村五百零三户一千三百六十七口人，人均年纯收入达一万三千七百元，这些钱中的大多数来源于文化产业的勃兴。一种在政府眼中良好的“艺术搭台经济唱戏”的局面正在形成。
李志强夫妻以前也是“流落”宋庄的画家，但为了成全妻子的艺术梦，李志强基本放弃了画画，被镇政府吸纳进宋庄艺术促进会——一个集中接待媒体采访、代理画家作品、统一规划筹建画室、筹措艺术节、解决画家和村民纠纷的中介服务机构。我在小堡村的胡同里遇见他，他俨然已基本褪去画家的神色，而多了一分政府公职人员的精干和雍容。
一个名为“艺术与税收”的主题宣传活动正在宋庄展开，面对越来越红火的艺术品市场，宋庄镇政府拨拉响了它的个税算盘。
当艺术家能为政府和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时，他们之间的仇视关系迅速解除了。艺术家尽管一如既往地“放诞乖张”，但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他们还是被当地土势力“供”起来了——这让宋庄日渐像一个巨大的珍稀动物园，在政府的推动下，村民们勤勤恳恳地为“它们”修建着房舍、“护栏”以及各种生活、娱乐设施：台球室、浴池、夫妻用品商店、公话厅、展馆、饭店、户外健身器……
福彩中心显然是不需要的，因为经过这么多人间冷暖，他们总会坚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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