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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于谦两少保冤狱及其平反
作者：鸣 弓
于谦先后任地方官十九年，多有建树。正统十三年（1448）出任兵部左侍郎。明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率五十万大军亲征瓦剌，结果是明军大败，英宗自己也做了俘虏。这就是所谓“土木之变”。历史把于谦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当时的形势是：外有强敌挟势而来，意在吞明；国中无主，兵力不足，人心惶惶，北京危急！大明王朝危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不惧“烈火焚烧”的于谦，毅然肩负起指挥北京保卫战的重任，开始了他个人生命中最为耀眼的“燃烧”。
皇帝被俘，强敌兵临京门，有朝臣侍讲徐珵竟胡说星象有变，应当南迁。对此动摇国本的谬说，于谦当面厉声斥责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并请留守北京的郕王朱祁钰“速召勤王之兵，誓以死守”。得到郕王和英宗之母孙太后首肯后，决定死守北京。为了堵死瓦剌人拿明英宗做人质要挟明廷的念头，于谦联合大臣共请郕王正位。九月朱祁钰即位称帝，是为明景帝，以明年为景泰元年，遥尊英宗为太上皇。这两项非常时期的重大决断，稳定了大局，表现了于谦过人的胆识。于谦也被景帝委以重任，做了兵部尚书，主持战守之策。而接下来进行的惊心动魄的北京保卫战则充分展示了这位书生出身的国防部长杰出的军事才能。于谦夙兴夜寐，指挥缮器甲、修战具，调兵征饷，积极布防，严阵以待。因为缺兵少将，于谦上奏，让景帝放出了那些因过失下狱的将领，准予戴罪立功，其中有广宁伯刘安和原大同左参将都督石亨。石亨是一员猛将，危难之间，于谦大胆用人，熟习军事的石亨被授予重任，守卫京城九门之中最重要的德胜门。刘安则负责协助于谦。
正统十四年十月，瓦剌也先挟持明英宗再次出兵，直逼北京。由于于谦指挥得当，攻防有序，诸将效命，拼死抵抗，加之于谦躬擐甲胄，身先士卒，“泣以忠义谕三军”，士兵感动得痛哭失声，决心以死报国。经过五天鏖战，也先见攻城不下，却死伤惨重，而明朝外地援兵又陆续赶到，遂挟持英宗，大掠而去。敌兵既退，景帝加封于谦少保。到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全部退到塞外，京师解除了戒严。于谦有《出塞》诗记录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
健儿马上吹胡笳，旌旗五色如云霞。
紫髯将军挂金印，意气平吞瓦剌家。
瓦剌穷胡真犬豕，敢向边疆挠赤子。
狼贪鼠窃去复来，不解偷生求速死。
将军出塞整戎行，十万戈矛映雪霜。
左将才看收部落，前军又报缚戎王。
羽书捷奏上神州，喜动天颜宠数优。
不愿千金万户侯，凯歌但愿早回头。
北京保卫战挽救了大明王朝，也成就了于谦的盖世英名。
也先军事行动失利，又提出讲和，称欲送太上皇还京，朝臣亦多主张借此与瓦剌议和。于谦力排众议：“社稷为重君为轻！”告诫边将严守要隘，以防中计。次年，也先几次袭扰边境，亦被明军一一击退。也先屡战失利，瓦剌内部压力随之增大，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先也，手里捏着一个明室太上皇，毫无利用价值，反而结仇于明廷，以致战火不熄，招来内部埋怨，遂决计转变态度，愿意将太上皇无条件送还。和议成功，前任皇帝真要回来了，现任皇帝怎么办？“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语见《汉书》）。”一国不容二主的独裁政治决定了景帝朱祁钰对太上皇的归来从心底是不欢迎的，他担心自己还没坐热的帝位受到威胁。关键时刻，又是于谦打消了景帝的顾虑，他从容对帝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景帝这才改变态度，派人迎接太上皇。土木之变没有变成“靖康之耻”，明英宗没有变成宋钦宗，而是走出俘虏营，最终归国，在一定意义说都是借助了于谦之力。
皇帝宝座太诱人，爬上去很难，一旦坐上去再让他下来那就更难；曾经沧海难为水，做过风光无限的皇帝，再让他做个既不顾又不问的类似名誉顾问形同软禁的太上皇，他一定会觉得非常失落，而又心有不甘，做梦都想着搞复辟。当时的明朝皇帝和太上皇兄弟之间，面对着的正是这种局面。两宫之间明争暗斗，朝臣无形中也就分成两派，勾心斗角，终于酿成了“夺门之变”：利用景帝病重，景泰八年正月，英宗复位，改元天顺。英宗以太后诏废景帝为郕王，很快，失去帝位的朱祁钰便一命归阴，死后还送了一个恶谥“戾”，毁所营寿陵，以亲王礼葬之。帮助英宗复辟的功臣是徐有贞（即当初提议明廷南迁避祸、遭到于谦痛斥的那个徐珵，后改名有贞）、石亨以及太监曹吉祥等，论功行赏，他们个个身居要津。
明英宗重新上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保卫朱明王朝的第一功臣于谦等人下狱。罪名也是连着接班人的所谓“谋逆”，徐有贞、石亨等人诬陷于谦谋立襄王之子（另立藩王，背叛朝廷）。因证据不足，主审法官便以“意欲”二字定案，这和岳飞的“莫须有”冤狱也极为相似。平心而论，明英宗对杀于谦是有所犹豫的，他也承认于谦有大功，但徐有贞一句“不杀于谦，今日之事为无名！”于是于谦被斩，妻子流放。于谦被杀抄家，家无余资，只搜出了一些御赐的蟒衣和剑器。
于谦被杀，天下人都认为是冤案。曹吉祥的一名部下朵儿者，以酒祭奠于谦，恸哭。即使被曹吉祥愤怒鞭打后，依然祭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感谦忠义，收遗骸殡之。逾年，归葬杭州。英宗之母孙太后听说于谦被杀，也嗟悼累日。
在杀害于谦等功臣的同时，朱祁镇对他的宝贝“先生”、宦官王振自然念念不忘，认为王振有大功却被景帝族诛是冤案，复其官爵，雕木为形，招魂安葬，建祠赐名“旌忠”。如此忠奸不分，香臭不辨，明英宗实在是糊涂透顶。很快，英宗所倚重的“忠臣”石亨、曹吉祥相继成了“逆贼”，等于狠掌了朱皇帝一个大嘴巴。此时朱祁镇虽有后悔之意，但考虑到自己的面子重要，还是不愿为于谦平反。
英宗不肯平反自己制造的冤案，但却平反了前辈制造的两桩错案：一是为被他父亲宣宗早年错废、死后又未以礼葬的皇后胡善祥上尊谥，给亡灵一个“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的名分，并为之修陵寝。二是释放建庶人。建庶人是建文帝次子朱文圭。当年，燕王朱棣攻入南京抢皇位，建文帝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所终，年仅两岁的次子朱文圭则被幽禁起来，称为“建庶人”。到英宗天顺年间，建庶人已经在幽禁中成为五十多岁的老翁了。英宗突然想起了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将其释放，并供应生活。英宗身边的人担心放出建庶人会出变故，他倒很有气度，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还有一件事，对英宗以后的帝王影响很大，那就是废除殉葬制度。明太祖死的时候，许多妃嫔宫人陪葬，之后遂为惯例。英宗觉得这很残酷，临终前遗诏裕陵停止殉葬。此后明代各帝都遵从这个遗诏，不再以宫妃殉葬。英宗所做的这几件事，被史家赞为“盛德之事，可法后世”，特别是取消妃嫔殉葬制，确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人道主义改革。
天顺八年（1464）正月，英宗驾崩，太子朱见深继位，改年号成化，大赦天下。随着冤案制造者的死亡，于谦冤案终于等来了平反的日子。于谦之子于冕、于康等获释归钱塘老家，上疏为其父申冤。不少大臣也上奏章，认为于谦确系冤死。宪宗即位次年，即为于谦昭雪，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将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帝御笔亲为题词；又钦派大臣赴钱塘三台山祭奠于谦，刻碑铭文。弘治二年（1489），明孝宗追赠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诰祠额，谥“肃愍”，额曰“旌功祠”，并为于谦雕塑铜像，春秋两祭。嘉靖年间，又将于谦侑享于功臣庙，与开国功臣刘基等并祭。万历年间，以“肃愍”谥号不能彰显于谦忠贞功德，遂改谥号为“忠肃”，子孙世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