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骑士精神与“女儿”崇拜

作者:刘再复 刘剑梅




  复:贾宝玉身上有一种天生的正直。这一点与他的父亲贾政不同,贾政熟读四书五经,想当孔夫子,崇尚圣贤,这也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人格理想,但是贾宝玉不崇尚“神圣”,也不想当圣人,只想活在真情真性真生活中。他崇尚的是正直。探春笑他是个“卤人”,宝玉并不反感,所谓“卤”,就是保持愚鲁、混沌状态,也就是守持一份天真和正直。我这样说,是三年前受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灵魂》一书的启发。别尔嘉耶夫在批评故国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时分清了追求神圣和追求正直的巨大区别。他借助另一思想家康·列昂学耶夫的话说,“正直是西欧的理想,俄罗斯的理想是神圣”。他说:“正直对于每个人都是必需的,与人的荣誉相关,铸造人的个性,而俄罗斯人对此缺乏足够强烈的意识。我们从来不把道德自律看成一个独立的最高课题。我们的历史中缺乏骑士的元素,这对于发展和锤炼个性是不利的”(《俄罗斯灵魂》中译本第7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别尔嘉耶夫批评在东正教影响下所形成的俄罗斯民族性格,他认为“神圣太过崇高,高不可及,它已经不是人的状态”,而对“神圣”价值的崇拜,结果是导致驯顺,缺乏人的尊严感和荣誉感,以致认为不正直不是大恶,不驯顺才是大问题。别尔嘉耶夫特别指出,这种民族文化性格与俄罗斯缺乏骑士元素有关。骑士崇尚的是荣誉和心中的美丽女子,为此他宁肯冒险。别尔嘉耶夫的论证,使我更清楚地了解正直和追求神圣这两种道德理想的巨大区别,也更深地了解神圣价值与个性价值的悲剧性冲突。很自然地,别尔嘉耶夫也引发我再次对中国民族灵魂的思索以及对《红楼梦》灵魂取向的思索。中国没有典型的宗教,没有东正教这种大背景,因此也没有俄罗斯那种把神圣价值视为绝对价值的追求,但是,中国却有自己的神圣理想,这就是“内圣外王”的追求,换句话说,虽无“神”的崇拜,却有“圣”与“王”的崇拜。贾宝玉所嘲弄的“文死谏”、“武死战”,就是对儒家道统的忠诚。中国的士大夫正是以忠于皇统道统作为自己的理想,一心想当好忠臣圣贤。“王者师”理想就是忠臣加圣贤的理想。这种理想也逃不出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神圣导致驯顺”的逻辑,其结果往往只有忠心而没有正直,“王者师”便变成“王者奴”,贾政就是这样的人。贾宝玉在中国大文化中的崭新意义,便是他改变了这一逻辑,不作道统的奴隶,或者说,偏偏做道统的“槛外人”、局外人,即超越圣人价值和圣人道德框架的“骑士”,自由自在地爱其所爱,恋其所恋,全身心牵掛的是他的“意中人”,而不是像他父亲只惦记“头上王”。
  梅:贾宝玉作为一种逻辑性的女性主义者,作为一个钟情于“女儿”的骑士,他们行为模式本身就带极大的挑战性。宝玉正直地面对一切生命,真就是真,美就是美,他绝对不会因为这一生命处于卑微地位而否定其真或否定其美。他在《芙蓉女儿诔》中,把最高的礼赞献给晴雯,说她“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这种至高的赞美,多数读者只看到“情”,这当然是至情,但是,你还看到“正直”,看到超越传统价值理念、超越等级理念的正直,也就是情之外的一种品格。用别尔嘉耶夫的语言表述,便是一种“骑士元素”。想想王夫人把晴雯当作“狐狸精”,想想在等级社会里人人都有把丫环当做“下人”、当作“奴隶”,想想贾赦这种达官贵人在企图占有鸳鸯时所说的狠话,再看看贾宝玉的祭辞竟是投入全生命、全灵魂,这不能不承认,曹雪芹确实是女性价值的伟大发现者,十八世纪中国的人文哥伦布。你用别尔嘉耶夫的两大概念来谈论《红楼梦》,我觉得很有道理。圣人是一种超人状态,并非人的状态。达不到超人状态又要装成超人,当不了圣贤又要装圣贤,就只好摆姿态,戴面具,装模作样,走向伪善。“五四”批判旧道德的理由正在于此。旧道德变成伪道德,就在“装“字。贾宝玉不愿意当圣人,宁可当一个正直的人。我说他是一个男性的女性主义者,又想说他是一个带神性的人性主义者,但他的神性不是神圣光环,而是灵魂中的善良、正直、平等之心,不仅不歧视丫环、戏子,连妓女云儿,他也可以与她坐在一起吃饭唱曲,他显然确认妓女也是人。他的这种行为是圣人绝对做不到的。不必说那些高喊“存天理,灭人欲”的后圣人,就是孔夫子这个先圣人,也声明“唯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也”,把女子与“小人”(我认为在《论语》语境下的小人不是指孩子)并列,这未免缺少正直。
  复:五四批判传统时虽矫枉过正,对孔夫子的声讨虽过于激烈,但发现旧道德缺乏道德健康并压抑人性个性,这一点却非常正确。一个最讲道德的国家,却缺乏道德健康与精神积极性,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缺钙,缺乏正直,缺乏面对真理、面对事实、面对黑暗的品格。阿Q病就是这样产生的。大观园初成时贾政带了宝玉和一群清客去各轩馆题匾额。那些清客个个只会阿谀奉承,却没有真才能,更谈不上创造性,贾政虽然口口声声对宝玉充满训斥,却不能不采用他的方案。宝玉的精神创造性超乎清客们十倍百倍。而在社会现实中,这些清客全都是满口圣人圣贤。与清客相比,我们不仅看到宝玉的才华出众,而且看到他的正直,虽然严父的可怕脸孔在,但他还是该说就说,该否就否,不会为了给清客们面子就抛弃艺术的真理。贾政作为贾府里的“孔夫子”,明知道宝玉的才华在清客之上,而且最后也都择优而从,但自始至终一副“寿者相”,“严父相”,“圣人相”,死也不肯给宝玉一句表扬的话,倒是满嘴“孽障”,归根结蒂,也是缺乏正直。在贾政看来,宝玉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规矩、不驯顺,缺少对圣贤的崇拜,而宝玉的精神个性和诗赋才华倒是不值一提,甚至是一种罪过。尤其是他周岁时,面前那么多东西,他竟只抓住脂粉钗环,预告这小子是个好色之徒,全然不解宝玉敬重女子的积极内涵。中国的“圣人”把接近脂粉即接近女子视为不幸、不祥,当然也是天大的不孝。贾政贾宝玉这对父子的冲突,最初就是发生在对待“脂粉”的态度上,最后也是结束在对待“黛玉”的选择上。中国儒家思想系统的致命伤,就是在他的价值体系中,没有“女子”的位置。
  梅:中国由儒家经典派生出来的五伦道德模式,妇女只进入一伦,即夫为妻纲,父为纲,妻为目,夫为本,妻为末,女人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一路上都有圣贤的宗庙与纪念碑,但一律是男性,女子只能当圣贤的附属品和牺牲品。附属品当不成,还得充当圣人节烈观的祭品。给女人立的牌坊,不过是女人为男人无条件牺牲的见证,表彰为男人献身的模范,即女奴模范,完全把可怜当作神圣。孔夫子“唯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也”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两千年,现在这句话还在中国男人的意识和潜意识深处当宝贝,一说起“脂粉气”,就掩鼻子,装圣人,幸而有《红楼梦》的新坐标在,否则中国人就得装下去,虚伪下去,女人就得永远苦下去,低头弯腰下去。你说得对,对人性腐蚀得最厉害的就是“虚伪”二字了。曹雪芹把女子推向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中心位置,确实功德无量。就群体而言,“五四”运动首先发现妇女,但就个体而言,第一个发现妇女、肯定妇女当然是曹雪芹了,所以我们要说曹雪芹是哥伦布,是发现女子无量价值的哥伦布。
  复:完成《红楼梦悟》写作之后,我又进入《红楼人论三十种》的写作,对小说文本中提到的人物共名如“冷人”、“通人”、“卤人”、“正人”、“乖人”等进行解说。我发觉,《红楼梦》对什么是“可人”,即“谁是最可爱的人”做了划时代的重新定义。曹雪芹把中国旧道德眼睛里称为“尤物”、“狐狸精”、“狐媚子”的坏女人倒转过来,界定为可人,界定为最可爱的人,于是,秦可卿、晴雯、芳官都成了最可爱的人,金玉不足喻其贵、日月不足喻其精的最可爱的人。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你昨天说,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有些问题你想与曹雪芹商榷,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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