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国学大师与政治枭雄过招
作者：秦燕春
太炎憋在党部斗室当中，穷极无聊，惟日与三数党员穷侃，“上天下地，无所不谈”：
谈话既穷，继以狂饮，醉则怒骂，甚或于窗壁遍书袁贼字以泄愤。或掘树书袁贼，埋而焚之，大呼“袁贼烧死矣”。骂倦则作书自遣，大篆小楷行草，堆置案头，日若干纸。
老是如此郁闷总不是办法，“穷愁抑郁既以伤生，纵酒谩骂尤非长局”。何况黎元洪又托人带话来，说袁世凯对章太炎“尚具善意，但不欲其出京及发表任何文字耳”。闷得实在无法，“同人劝以讲学自娱”，于是有国学讲习所之设。
讲学的地点就在共和党总部所在地化石桥（在西城区，正阳门今之和平门之内），讲室设在会议厅大楼，听讲情形很是动人：
报名者沓至。袁氏私人受命来监察者，亦侧讲筵，讲授科目为经学、史学、玄学、子学，每科编讲义。党内此类书籍无多，先生亦不令向外间购借，便便腹笥，取之有余。讲学时绝无政治上感情，不惟专诚学子听之忘倦，即袁氏之私人无不心服，忘其来意矣。
如此景象，真是黄巾亦拜郑康成了。日后疑古学派的开山大师顾颉刚，就在此时见识了太炎风范，不过那时他还是个信古的后生小子。当然，此时章太炎如果欲与在京诸弟子商办讲学性质的“弘文馆”（相当于现在的研究院），“当（钱）玄同等以马车迎章往西城石老娘胡同钱宅与恂（玄同兄长）面谈此事”，依然“军警及侦探多人乘自行车簇拥于车之前后左右云”——也许已经换穿便衣免得触怒太炎？
虽然讲学此举并非毫无忌讳，但“若并此不为，则了无生趣矣”（1913年12月7日太炎家书），不过持续了不到二月，虽然“听者得意”，太炎却生倦意。这就有了太炎欲离京返沪、未能成行而翌日找上门去，就此发生了最为后世传说艳称的太炎抗暴之举：1914年1月7日，“以大勋章为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之包藏祸心”。在吴宗慈的记载中，这一天的形态更加生动细腻。出京不成临时住在扶桑馆（东单牌楼之日本旅馆）的章太炎一大早就不见了踪影，根据侍应生报告，原来“先生一人，服蓝布长衫，手羽扇，悬勋位章，雇街车前往”。吴等人赶紧追踪而至，亲眼见识了如下一幕壮举：
先生兀坐招待室候电话。顷之，梁士诒来招待，方致词，先生曰：“吾见袁世凯，宁见汝耶！”梁默然去，旋又一秘书来，谓总统适冗，请稍待，久之无耗。先生怒，击毁招待室器物几尽。至下午五时许，陆建章昂然入，鞠躬向先生曰：“总统有要公，劳久候，殊歉。今遣某迎先生入见。”先生熟视有顷，随陆出，登马车，车出东辕门，先生唶曰：“见总统胡不入新华门？”陆笑对曰：“总统憩居仁堂，出东辕门，经后门，进福泽门，车可直达，免步行耳。”
真真“君子可欺之以方”！此举当然也是骗局，章太炎进一步失去自由，被送往龙泉寺幽禁。不过，根据章太炎致吴炳湘的信函推论，则章入龙泉寺似乎是1月21日的事。则此前十几天，也许是被临时关押在军备处。
陆建章是袁氏政府的执法处处长、宪兵副司令。龙泉寺坐落在北京西山凤凰岭的山脚下，太炎被关在偏院，“屋五间，整而丽”。尽管袁世凯明令陆建章，只要“不越雷池一步”，就“待遇殊优，不得非礼”，但太炎的脾气无疑更大了：“焦怒异常，以杖扫击器物，并欲焚其屋”。陆建章办事“维谨”，风度相当好，你生气我不生气，“饬监守者慎防而已”。这回秀才遇见的兵，一并连讲理的机会都没有了，于是“先生无奈，宣言绝食”。
按，1903年太炎在上海因“《苏报》案”入狱，就曾一度绝食，意欲成为谢枋得、刘宗周那样的“饿死之故鬼”，这次绝食为第二次，日后移居钱粮胡同太炎还将进行第三次绝食。秀才被兵逼急了的时候，往往只能选择跟自己的身板过不去，千古如斯，可以浩叹。但袁世凯仿佛比后世统治者还略懂“斯文不堕”的要义，看章太炎一连饿了好几天，有些紧张起来，询问周围谁能劝太炎进食。这时日后著名的日伪汉奸王揖唐挺身而出，跑到龙泉寺循循善诱：袁世凯要杀一章太炎，并不困难，如今幽而不杀，非不能杀、是不敢杀，“袁氏之奸，等于阿瞒（曹操），先生之名，过于正平（祢衡），所以不敢者，不愿千秋万世后蒙杀士之名”，如果你自己饿死，则正中袁之下怀，徒然亲痛仇快，于己何益？王本来算是太炎学生，也是知师莫若徒，一番劝说，果然令太炎“瞿然而起，趣以食进”。王揖唐固然舌底莲花，道理得失讲得娓娓动听，其实平心而论，袁世凯不能杀章太炎的真正原因，排除爱才的心理之外（袁氏那代政客，多少还存心厚道，且是念过几本古书的人，即使自己只能“办事”不讲“学问”，却还打心眼里知道学问的高下轻重，文化的清冽尊贵），更因为太炎“国学大师”的威名在兹，门生弟子遍布天下，他袁某当然不敢冒这个大不韪：如果逼死太炎，肯定千夫所指。
据说太炎刚被禁在龙泉寺的第二天，风流潇洒、温文尔雅的“皇二子”袁克文，奉父命亲来庙中，给太炎送来锦缎被褥。孰料太炎并不领情，知道那个从窗隙窥探而未敢谋面的来客是袁家少爷寒云公子，即用燃烧的烟头在被褥上烧出许多洞洞，喝令“将去”——拿走！
当时的北平人曾经纷纷传言，太炎乘车入龙泉寺，袁政府以杀人不眨眼著称的陆建章骑马前驱。有人因此揶揄，陆建章却说：“太炎先生，不可得罪，用处甚大。他日太炎一篇文章，可少用数师兵马。”陆又曾告人：“太炎先生，今之郑康成（按，即古文经学的泰山北斗、汉代郑玄）也。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予奉极峰命令，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谬，必敬让之，否则是黄巾之不若也。”据说袁世凯曾经亲自交代陆建章保护章太炎的“八项注意”，可谓“尊师重道”，毕恭毕敬，值得全部摘录：
（一）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
（二）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钞。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毁；
（三）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
（四）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
（五）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来往；
（六）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
（七）求见者必持许可证；
（八）保护全权完全交汝。
大概太炎的脾气实在太大，经常“怒不可遏”，且又拒绝吃饭，陆建章也实在受不了，因见其与住在本司胡同的医生徐某“语气甚洽”，每当大发脾气的时候，徐至必可“片言商兑，意气胥平”。陆建章乃主动劝说袁世凯：将太炎移驾到徐医生家继续实行监禁。说来有趣，此时太炎之所以与徐姓医生颇为友好，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太炎喜爱中医、通博医理、能述各种医书精要因而与“能明医理”的徐医“相得益彰”。按，太炎早年政治失望之时，一度曾有“弃文从医”的愿望，“生民之厄，每在末造，傅青主以故国遗民，常借斯道护持品庶，如仆无似。亭林、夏峰之业，近已绝望，亦欲从青主后矣。哲学家谓乱离之士，率多厌世观念，遂流为吐纳导引一派，岂不信哉！”（见1902年4月章太炎从日本致吴保初书）。晚年在苏州隐居，更经常为人开方布药，“临床”一把。不过一般拿到“章氏药方”的人都不敢按方抓药，毕竟害怕国学大师悬壶济世也一如他投身政治，只会“纸上谈兵”！但章、徐交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居然是饮食问题。据说太炎平生最喜以花生米佐酒，尤其喜欢湖北花豆夹油炒的。住在化石桥共和党总部的时候，太炎饮酒佐以花生，往往边去花生蒂边说“杀了袁皇帝头”，自己还乐不可支。而这位徐医生为了取得太炎好感，居然搜集了油、盐、糖、酱各种风味的花生米讨太炎欢喜，难怪太炎“与徐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