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武士道与侠客梦

作者:伍 国




  武侠则完全是一个虚幻的产物,是对一个从历史上失踪的群体的纪念和想象,是民间社会和文人在几千年的专制下聊以自慰的一种寄托。陈平原教授以“千古文人侠客梦”概之,实得其精髓。武侠文化和文学,就是把这个梦不停地续编下去。而中国武侠文化中的角色,却总是处在现实社会和“江湖”的夹缝中间,颇能表现整个文化在幻想和现实,归顺和逃避,忠诚和反叛之间游移的尴尬。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句一方面暗示出古人心目中对“江湖”的概念:一个遥远的放逐之地,另一方面,这句话也很能反映一种分裂状态——身处之地和心忧之处总不在一起。然而,侠文化还是一代代地存在和传承,因为其中多多少少寄托了一种超越正统体制、天马行空的梦想,所谓的“退隐江湖”。文人进而为侠客设计了一个虚幻的江湖世界,任他们在里面天翻地覆。读武侠的人,与其说是憧憬“除暴安良”,倒不如说是对这种虚拟的神秘文化怀有一种窥视欲,并借以自慰。
  但对中国的侠客来说,即便脱离体制,也未必有桃花源。在侠客的江湖世界中,必定也要建起自己的庙堂,于是很快又形成了新的规矩,新的等级,新的血腥,新的争斗和背叛,新的阴谋和暗算。虽然清人笔下的展昭确实还做“除暴安良”的事业,电影如《新龙门客栈》、《铁马骝》、《黄飞鸿》系列也表现出一种真正侠义精神,但当代诸多武侠作品中,江湖上的侠客似乎越来越不真正对社会感兴趣,因为他们越来越陷入了自己营造出来的江湖体制而不能自拔。相比之下,日本武士倒是很单纯的,电影中表现的总是一种团结的、专业的、执著的敬业和牺牲精神,对决的时候也无非是几刀砍死对手,并不借助神神怪怪。中国侠客的武功则几近于幻术,有人需要苦练,而有的人一夜之间就刀枪不入,比如段誉。中国的侠在自己的领域里一边偷偷摸摸做着土皇帝的梦,总想要自己“武功盖世”,“横行天下”,“一统江湖”,一边偷练武功秘籍,研制暗器,施放毒药,相互暗害,今天比武,明朝论剑,冤冤相报,祸及子孙,越来越少地真正帮助一般民众。在他们自以为脱离了体制的江湖和武林,其实没有一天不充满了大而无当的野心或琐碎无聊的恩恩怨怨。从这些描述中,很难提炼出具有现实积极意义的,类似武士道的“侠道”来做中国的文化精神。比如《雪山飞狐》中的主人公们,既然都怀有反清复明(在忠诚和反叛之间,似乎只有抓住民族主义才是唯一和永远“政治正确”的)的高尚理想,何以一定要陷入莫名其妙,长达百年的家族恩怨?既然写小说的本质就是为了娱乐大众,目的就是自己赚钱,则又何必道貌岸然地讲民族主义?给韦小宝也一定要加上一个“爱国”的红顶,倒真是应了约翰孙“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避难所”这句老话。不过,在江湖复制正统社会的争权夺利和野心的同时,正统社会其实也在日益江湖化。官场,学界,文坛,一个个的山头圈子,帮派码头。城头变换,江湖文化其实很深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个阶层,其影响实在不可小看。否则,人们何以总觉得《笑傲江湖》在影射什么什么和谁谁,不是因为两者太相像吗?
  反过来也可以说,金庸的一个真正的“贡献”,是从旧武侠的单纯侠义精神和道德理想偏离出去,深入江湖内部,写尽了看似超脱的武侠世界本身的虚空和无聊,然后美其名曰“人性”——又一个通行全球的大招牌。当江湖本身也成了一种“体制”而且内争不已,有志者恐怕还真不如像今日的明白人所说的,在“体制内反主流”。但还是有人难免想要“退出江湖”,不过这也是比较滑稽的,因为从主流社会到江湖,已经是“退隐”,而从江湖再“退出”,大约只得不吃周粟自己挖野菜才行。大导演张彻摄于1967年的划时代武侠电影《独臂刀》中已经不乏对江湖的反省和批判,而且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已成武林第一高手的独臂刀客方刚在报了师父兼养父齐如风的恩情后,实在不愿再和江湖中人纠缠,于是和同样厌倦江湖的妻子一起,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生活,也就是说,放弃英雄梦,退回到平民家庭的私领域中,也同时宣告了对江湖的彻底绝望。金庸笔下的令狐冲本来要退出,结果又被卷入,直到最后大约退成了“隐士”。隐士梦无疑是对江湖梦侠客梦的又一轮否定颠覆。或也可能以遁入空门寻回自我,像是鲁智深在坐化前做的偈子:“今日方知我是我。”但这样的大彻大悟终究太消极,更不可能形成武士一般的群体进取精神。
  武侠终究不是道,而是一个梦。不过既然这梦已经千古,或许还是做下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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