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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亲吻胡适的前后
作者：蔡登山
而10月15日《志摩日记》这样记载：“前日（案：指13日）沫若请在美丽川，楼石庵自南京来，胡亦列席。饮者皆醉，适之说话诚恳，沫若遽抱而吻之。”这是“郭沫若亲吻胡适”的最早说法。而到了1978年，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一书中作了这样的回忆：“胡先生也常向我说：‘郭沫若早期的新诗很不错！’他并且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他称赞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桌上听到了，特地走了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下，以表谢意。”〔9〕到了1984年，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明确的标明在1960年6月2日（星期四），胡适曾对他作了以下的叙述：“今天先生说起：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10〕
面对这三种说法，有相当多的歧异，似有辨析之必要。首先，请客的日期，徐志摩认为10月13日，唐书没有明说，而依胡书推算当在1929年或1930年间。第二，谁请的客，徐志摩说郭沫若，而唐书没有明说，胡书则说徐志摩请客，郭沫若作陪。第三，是为了赞美郭沫若何事，才引起郭之亲吻。徐志摩没有明说，唐书则认为和郭之新诗有关，而胡书则认为是郭沫若所写的一篇“谈古代思想”的文章。真可谓众说纷纭，但真相只有一个。后来胡适日记出版了，于是，我们找到1923年10月13日的日记，赫然记载着：“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石庵），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这该是第一手的数据，因此唐德刚的“郭氏在另外一桌上听到了，特地走了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下，以表谢意”，是有些戏剧化。因为当晚赴宴的一共七人，不可能分开坐两桌。至于郭沫若亲胡适是因为《女神》新诗的备受肯定，而不是谈古代思想的文章。当然有些回忆的文字，因时间的久远难免失真，它永远是比不上当时所记下的日记来得正确的。
（二）
由于这次郭沫若的热情招饮，促使胡适与徐志摩隔了两天（10月15日）回请郭沫若，并有田汉夫妇与任叔永夫妇，及俞振飞。席间大谈神话〔11〕。第二天，郭沫若和郁达夫、成仿吾去回拜胡适。郭沫若回忆说：“他那时住在法租界杜美路的一家外国人的贷间里，……我们被引进一间三楼的屋顶室，室中只摆着一架木床；看那情形不是我们博士先生的寝室。博士先生从另一间邻室里走来，比他来访问时，更觉得有些病体支离的情景。那一次他送了我们一本新出版的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的创刊号，可惜那一本杂志丢在泰东的编辑所里，我们连一个字都不曾看过。”〔12〕郭沫若虽在回忆中说他没去翻阅《国学季刊》，但学者逯耀东则指出，胡适送给他的那本《国学季刊》，对郭沫若而言是相当震撼的。那是胡适“整理国故”理想的实践〔13〕。郭沫若万万没想到新诗的努力成果，正可以与胡适相提并论之时，胡适又从新文学进展到新思潮的新阶段了。在已丧失历史性的新文化运动的参与权的郭沫若，正想在第二阶段取得一席之地，但没想到胡适又进展到其他方面去了。“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但开风气”的招牌，总是让胡适抢先做了，郭沫若情何以堪，因此他和创造社展开对胡适“整理国故”的攻击，也算是顺理成章的。
1924年1月13日《创造周报》第三十六号，刊出郭沫若的《整理国故的评价》一文，他对当时国内“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学生”，都以“整理国故”相号召的“流风”颇不以为然。他说：“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分内事；但他如不问第三者的性情如何，能力如何，也不问社会的需要如何，孰缓孰急，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好像研究国学是人生中和社会上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扰乱了别人的业务了。”郭沫若直指“整理国故”“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新，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他认为那是微末不足道的。他甚至大言地说：“我们应努力做出一些杰作，来供百年后考据家考证。”学者逯耀东指出，“但事实上，郭沫若已意识到国故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抗拒的新趋向。所以，他一方面批判国故运动，另一方面也写了几篇国学的论文，如《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儒教精神之复活者王阳明》与《惠施的性格和思想》等等。也许当时的郭沫若真如胡适所说‘思想不清楚，功力也不好’，他所写的这类文章，离当时的水平还远得很。”〔14〕逯耀东又认为在胡适与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下，使中国现代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绊系，真正从传统迈入现代。而当顾颉刚的《古史辨》出版时（1926年），郭沫若正应广东大学（一年后改名中山大学）之聘，前往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但此时郭沫若方由文学创作向学术领域过渡的时期，在这场历史性的学术辩论中，他无力也无法置喙，而这是他所不愿也不甘心的，于是在他1928年2月亡命日本不久，就展开中国古史的研究。“虽然郭沫若自己说，他研究中国古史非常偶然，完全为了排遣无处发泄的精力。但郭沫若一生，从不做一点对自己无利的事。……他的中国古史研究，是被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挤出来的，在他吻胡适时已经开始了”〔15〕。
1928年，郭沫若在日本期间，创造社的年轻成员冯乃超、李初梨等人，用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现实作出了另外的阐释。它让处于失语状态的中国知识界重新活跃起来。郭沫若描述这种知识权力的转变时说：“新锐的斗士朱、李、彭、冯由日本回国，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创造社的新旧同人，觉悟的到这时才真正的转换了过来。不觉悟的在无声无影之中也退下了战线。”〔16〕在后浪推前浪的状况下，郭沫若承认他对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认识，是由这些朋友“挤”出来的。虽然他早在1924年春，就翻译过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肤浅，而且有误读的。在日本的郭沫若赶上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波热潮，加上苏联东方古典社会论者马扎耳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在1928年的出版，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与早川二郎、秋泽修二等分别在他们办的《历史科学》、《经济评论》、《唯物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著，因此，结合马克思的思想来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已蔚为风气。加上郭沫若曾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读毕日本东洋文库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并且还读了安特生在甘肃、河南等地的彩陶遗迹报告，又读了北平地质研究所关于北京人的报告。掌握了这些材料后，他认为对中国古代的认识，总算得到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郭沫若选择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确实是别开蹊径，而这也是胡适所无法做到的。因此逯耀东认为郭沫若之所以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种种原因，但有一个他自己不便说明，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要和胡适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