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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亲吻胡适的前后
作者：蔡登山
（四）
1946年7月，胡适从美国返国，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1947年春，胡适邀集北大、清华、南开等校的教授们组成“独立时论社”，并创办《独立时论》。他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1947年7月20日，胡适在《独立时论》发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该文具有明显的反共倾向，由于各大报刊竞相转载，在当时影响颇大。接着胡适又发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重申他对自由、民主潮流的“偏袒”。他强调“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1948年8月初，胡适又在《独立时论》上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9月4日，应北平电台之邀播讲《自由主义》，他总结“‘自由主义’的四层意义：一、是自由。二、是民主。三、是容忍反对党。四、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很明显，胡适此时宣扬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为了遏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他反对暴力革命，反共色彩极为鲜明。而与此同时，郭沫若正积极投入人民解放战争中，他帮《文汇报》创办《新思潮》等周刊，他要团结文化界的人士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他表示“愿意来做党的喇叭”。
1947年1月30日，《文汇报》重新发表胡适在1938年10月31日写给好友陈光甫的一首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只因1946年年底胡适到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时，把它又题赠给香港来的陈孝威，而原本只是当年胡适在驻美大使的心情写照，却被“神州社”南京电讯扩大解释，说这是反映胡适“国大期中心情者”。郭沫若看了《文汇报》上的这首诗，更是借题发挥，他在2月5日挥笔写下了《替胡适改诗》一文，文中讽刺说，胡适“这样简单的二十四个字，所表现的‘心情’却颇悲壮”。“他干脆承认做了黑棋一边的‘卒子’”，“看情形他似乎很想擒红棋的老王了”。“这样可宝贵的‘卒子’，下棋的人自然应该宝贵使用的”，“因此，这卒子的‘命’断乎不允许你那么轻易‘拚’掉。即使卒子想‘拚’，主子也未必许‘拚’。这正是这个‘卒子’的聪明过人的地方，乐得悲壮一番，不免以进为退”。郭沫若最后说：“虽然不那么悲壮，但总要更显得老实一点——我想倒不如把‘拚’字率性改成‘奉’字。”郭沫若将胡适的诗改成“做了过河卒子，只能奉命向前”，虽只一字之差，但把胡适形容成甘心为国民党政府卖命效劳的“卒子”，已然有意地曲解了胡适。
1947年3月1日，郭沫若在上海《文汇报》的《新思潮》周刊发表了《春天的信号》一文，他针对胡适所说的“文化是一点一滴造成的”和“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观点，指出“我们并不反对一点一滴，但要问这一点一滴是不是合乎文化的本质和动向。文化的本质就是创造，是人类意识克服自然惰性和摩擦力的那种努力。它的动向始终是发展，是前进，是使更大多数人获得更大的幸福”。违反了这种本质和动向的“一点一滴”，“何殊于白浊患者的一点一滴？为了文化的保卫，我们要预防这种白浊式的点滴，免得它毒害文化，并毒害人生”。郭沫若还指出，胡适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这看来相当漂亮，但其实是幌子。待合乎他的利益他要说话的时候，他可以不要任何‘证据’；待不合乎他的利益他不敢说话的时候，所有的‘证据’都丢到茅坑里去了”。而针对胡适强调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郭沫若认为胡适的话，隐含着否定人民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因此他说：“合乎人民本位的便是善，便是进步，事虽小亦必为之。反乎人民本位的便是恶，便是反动，力虽大亦必拒之。这在我们看来是‘理甚易明，善甚易察’的。”其实胡适引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东莱博议》的这两句话，他当时是在1946年10月10日，北大新学期开学典礼，勉励北大学生要“独立思考，不盲从、不受骗、不用别人的头脑当头脑”。后来在1948年3月3日，给北洋大学学生陈之藩的长信中也告诫：“……‘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就是承认问题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宋人受了中古宗教的影响，把‘明善’、‘察理’、‘穷理’看得太容易了，故容易走上武断的路。吕祖谦能承认‘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真是医治武断与幼稚病的一剂圣药。”〔25〕而郭沫若却借题发挥，引申到反人民、反进化……问题上去了。
1948年2月12日，郭沫若写了《斥帝国主义臣仆兼及胡适——覆泗水文化服务社张德修先生函》，文中痛斥蒋介石破坏和平，“不惜全面破裂，屠杀人民”，并且谴责胡适还为他“曲为辩护”。同年3月1日，郭沫若在香港《光明报》半月刊发表了《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一文，抨击胡适“把美国塑成为一尊‘和平女神’，而把苏联影射成了一个魔鬼”，他说，“不错‘中国北方’有‘世界第一长的边界’，而且没有设防。如果你所说苏联是‘侵略国，苏联可以随时来侵略’我们。怎么办呢？是死心塌地把中国送给美国，让他来设防吗？真是笑话了！老实说，我们与其作些不顾事实的杞忧，最好是使自己不要成为法西斯性的败种或帝国主义的附庸。”〔26〕同年5月14日，郭沫若又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的评论文章，指责自称“无知”、“无能”、“无为”的“三无主义者”胡适。郭沫若说：“‘三无’倒确是三无，只是内容要另外改定一番”，那便是“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郭沫若此时对胡适的批评，已从原本的论争变成漫骂了。
面对郭沫若的批判、漫骂，胡适虽继续保持其“绅士”的风度，不作任何响应，但其实在他心里也是相当恼火的。在1947年2月22日，他给王世杰的信中就说：“自从我出席国大之后，共产党与民盟的刊物（如《文萃》，如《文汇报》）用全力攻击我，……听说郭沫若要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我并不怕打，但不愿政府供给他们子弹，也不愿我自己供给他们子弹。”〔27〕“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在当时并没成事实。但在七年后，却引发了八大册的《胡适思想批判》及其他单篇批判文章，总计在三百万字的批判，这恐怕是胡适万万没想到的。
批判胡适的高潮，是在1954年的11月间，虽然在这之前即已展开，但那都是零星的火花。当年的9、10月间李希凡和蓝翎的“《红楼梦》事件”，导致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了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正式展开“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11月8日，郭沫若在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表示胡适的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说穿了就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他指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很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28〕12月8日，郭沫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做了《三点建议》的发言，他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他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弟难兄，倒真是有点像‘两峰对峙，双水分流’。……把反封建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古典杰作《红楼梦》说成为个人忏悔的是胡适，把宣扬改良主义的封建社会的忠实奴才武训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也是胡适。胡适的影响，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在这两次的揭发中不就很具体地表露出来吗？”〔29〕郭沫若接着对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说，胡适跟着他的老师杜威一道，“把最基本的科学方法也做了唯心论的歪曲。他大胆假设一些怪论，再挖空心思去找证据，证实这些怪论。那就是先有成见的牵强附会，找田引水。他的假设就是结论，结果自然只是一些主观的、片面的、武断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