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草色烟光残照里
作者：李希安
父亲住在长沙南区一座老式院落里。这座宅院，门楣依稀可辨“盈园”二字，这是父亲在大学教书时，寄钱回家与伯父刘盈尊合资购买的私宅，当时伯父是一所私立中学的教员。1957年父亲被遣返回老家时，才第一次住进这本属于自己的家。当我推开“盈园”大门，父亲的住处竟是院落一角的一间小杂屋。小杂屋与整个大院形成巨大反差，院内几百平米的正房，除大伯的二儿媳居住其中一间外（堂兄被打成右派正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另有三家堂而皇之地住了进来，其中两家是1958年私房改造后住进来的，另一家是“文革”中强行赶走我父亲挤进来的），“盈园”真正的主人，此时却住在堆杂物的棚子里。那句当时流行的口号“把牛鬼蛇神扫地出门”，在这里是不折不扣地得到了落实。低头走进父亲的矮屋，旧芦席屋顶露出的破瓦伸手可及，墙上湿漉漉的，整个杂屋只能容纳下一张床、一张窄条桌。烧火做饭就在门外搭的偏篷里，就这样他还被赶出这间老宅多年。是因为父亲是台湾省主席黄杰的表弟，为统战需要，由统战部出面才重新搬回了原本就属于他自己的家。
见到新儿媳，父亲满面笑容，边道歉，边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称赞儿媳，抱歉在这样的棚子里迎接新儿媳太寒酸。好在新儿媳有备而来，刘家的事她一本全知。她家也是最下层的劳动人民，很能体谅这种境遇。当下，我们就在这间简陋居室里做起饭来。父亲压根就没有能力请新儿媳上顿馆子，仅有的炊具是两个土钵子，一个铝锅，一把黝黑的炊壶。屋里有一小块湖南腊肉，蒸一蒸，再炒两个青菜就是迎接新儿媳的晚餐了。父亲找二嫂借来碗筷，和着小煤炉冒出的刺鼻煤气，高兴地吃完了这顿迎接新儿媳的团圆饭。这间小屋已经很久没有人气了，不管怎么说，他觉得温暖、高兴。当天，他谈了许多话，但没有一句是“听奶奶说”之类，这是当时最流行的《红灯记》中的戏词。我也奇怪，吃了这么多年的苦，父亲连一句抱怨也没有。见到了儿子，又迎来了新儿媳，吃着腊肉和亲骨肉促膝谈心，对他来说是三十年不遇的幸福呀！新儿媳头次上门，照理说公爹应该给“红包”，但父亲唯一能自己支配的，只有最真诚的微笑。我向来以为，生活上与人攀比既无必要也不现实，但让微笑伴随生活，总该是每个家庭都能享受的吧。我的父亲，直到他七十六岁时才盼来这发自内心的一笑。只有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真正懂得为什么这微笑也能动人。
入夜，我们这对新人，当时居然没有能力去租住一夜旅社，父亲执意将自己的床让给我们，他去找邻居借宿。时值寒冬，我怕他冷，他拍拍身上的旧棉衣说，不冷，大前年一位邻居老人死了，他要了死者的棉衣穿着。他又拍拍床说：去年来了个十元的会（民间一种解困的集资方法），废旧站的娭姆凑给他七斤棉花票，买了一床六斤重的新棉絮，加上历年积下的旧絮和稻草，垫得厚厚的，你们不会冷的。说着就向小巷深处走去。
望着父亲床上垫的稻草，目送他步履蹒跚的背影，我不能自已。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我还是个九岁的孩子，多少年来，父亲在我心中仅仅是个影子。在阶级斗争的教育下，对着这个影子，我把所有能想象得到的旧社会的罪恶，都往他身上联系，由此推想他是如何剥削劳动人民的，继而深挖他遗传给我的影响。现在，眼前活生生的父亲，倒是被剥夺得赤条条无立锥之地，以捡破烂度日。
令人苦笑的是，父亲受胡风牵连，可胡风的问题解决了，他的问题却得不到解决。那是1980年中共中央下达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的文件后，父亲又经过五年的煎熬和期待，终于迎来了1985年10月5日中共湖北省委落实各项政策办公室鄂落统字［85］45号文件“恢复刘肖愚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其公职，并享受退休人员待遇”的决定。1985年11月1日出版的第一千六百七十八期《中国新闻》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台湾国民党元老黄杰的表弟、原国民党陕西省户县县长刘肖愚，因“胡风问题”而受牵连的错案，最近得到改正。刘肖愚早年留学东京，回国后，先后任暨南大学讲师、北平中国文化学院讲师、《中央日报》记者、黄杰私人秘书、陕西省户县县长等职。一九四八年自动脱离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科长，后任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一九五五年因“胡风问题”的嫌疑受到株连，被遣返回老家长沙。根据湖北省出版总社决定，恢复刘肖愚的国家干部待遇。
父亲平反后和母亲复婚，来武汉和我们居住。这时我才有机会详细了解父亲的历史。胡风事件后，父亲主动向组织交代他在三十年代和胡风的一段关系，哪知道主动向组织交心，招来的却是逮捕。他的历史，1950年在中原革大学习时就作过交代，以后在“镇反”、“三反”、“五反”中又多次作了交代。在胡风事件以前，胡风的公开身份是革命作家，有过国民党县长身份的父亲，哪敢把自己和革命扯在一起！不仅与胡风的关系，与鲁迅、郭沫若、许德珩等的关系，他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哪知道瞬息万变，昨天的革命作家一下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领，他这个有历史问题的身份，一下子陷入两难之境。一交代果然下场不妙，逮捕审查一关就是两年多。后来，总算查清楚了，“免予起诉，即予释放”，但判决书上却对逮捕他的理由，不容分辩地写下了“因隐瞒反革命历史罪逮捕”。分明经审查证实他对以前的历史没有隐瞒，和胡风的关系也证实没有问题，但莫须有的“隐瞒反革命历史罪”还是成立了，为此他三十年无家可归。
父亲一生爱诗，《鲁迅日记》1928年11月21日载：“上午得肖愚信并诗。”父亲说，当时他常给进步书刊《莽原》、《语丝》投寄诗稿。为了了解父亲，我特意到湖北省图书馆，查找到1928年鲁迅主编的《奔流》杂志第四期，上面有父亲二十二岁时写的一首诗《给我一个春天的人生》：
是谁家妙龄女郎的诗意，引来了秋气的凄迷？西风吹进了文艺的园地！／芬芳地蒙茸的草地，汹涌地狂奔的波底；秋光可曾怜惜那荒凉里。／我欲洒平和的圣油，在天空和泪接吻的上头。恨蔷薇色烟霭笼罩了新秋。／秋娘你不像老虎的狞恶，在美妙的林间咆哮，在愁人的心底攫抓。／愿秋光死了！它的光泯灭在无形中，给我一个春天的人生。
有如此阅历的父亲，自没有权利工作的那天起，就再也没有写诗了。1994年过完春节，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临终时他大张着嘴，天下着大雪。我想，他是正在做一首诗的途中走的，是追寻那个“春天的人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