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草色烟光残照里
作者：李希安
刘肖愚这个名字，对今天不是专门研究鲁迅和胡风的人，是完全陌生的。在《鲁迅日记》中，有二十九处前后十一年提到鲁迅先生与我父亲的交往，其中也谈到了我父亲与胡风先生的接触。但在日记注释中与我父亲有关系的地方，却多次出现“未详”二字。那么，我父亲是怎样与鲁迅先生和胡风先生交往的呢？他坎坷的后半生是怎样一回事呢？几十年的往事涌上心头，说不尽的人生酸楚。
父亲是1906年出生的，湖南长沙人，除“刘肖愚”这个名字外，他还使用过刘小芋、刘小宇、刘小愚、刘瑀、刘达尊等几个名字。
父亲与鲁迅先生的交往
1926年8月，父亲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秘书处，担任速记员兼旁听生。那时，他用的名字叫刘瑀（别号达尊），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毕业于长沙私立修业中学，1924年在校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后期，父亲住进中大后，该校湖南籍进步同学黄春源、毕磊、毛盛炯等常到他那里聚谈，并一同去拜访过该校进步教授施存统、鲁迅等。
《鲁迅日记》1927年2月2日载：“刘达尊赠酒两瓶、饼两盒。”原注“未详”。实际上，记的就是我父亲去拜访鲁迅先生这件事。1927年1月，鲁迅先生从厦门大学来校任教，全校师生热烈欢迎他。一天，父亲怀着崇敬的心情上文明路校本部大钟楼去拜访鲁迅。当他提着两瓶酒、两盒饼走进鲁迅先生的家时，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那次见面，鲁迅先生顺手用筷子从放在桌子上的盘子里夹着一种小油煎鱼边吃边谈，并详细地询问我父亲家乡的情况以及怎样考入中大的，我父亲一一如实回答，并告诉他：因无力读大学，只能到中大搞个工作，还想旁听功课，特别想听先生讲课。鲁迅先生笑了。不久，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特地批准我父亲为该校中文系旁听生并注册。
一天，父亲又上大钟楼去看望鲁迅先生，适中大历史系教授孙伏园也在座。这时孙先生正应武汉国民政府顾孟余邀请，准备去武汉担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在他正与鲁迅先生谈到此事时，鲁迅先生顺便向孙伏园说：“你带刘瑀去做助手不好吗？”孙当即答应：“好。”不久，父亲便替孙挑了行李，从陆路经韶关、郴州、长沙，又改乘火车到了汉口。在孙伏园的安排下，父亲任《中央日报》副刊助理编辑，有时也以记者身份出外采访。
自《中央日报》发刊，父亲每天寄一份给鲁迅先生，这对鲁迅先生看清当时长江以南的形势是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的。这时，父亲也写过几首诗和杂文在副刊上发表，还写过一篇题为《这一本语丝》的特写，发表在北京出版的《语丝》上，鲁迅先生一定看到了的。这时父亲开始用“肖愚”的笔名，父亲说：这笔名是模仿“鲁迅”二字之意取的，用心可谓深矣。
接下来的4、5两个月中，父亲给在广州的鲁迅先生写过几次信，鲁迅先生没有回信，但在他回复孙伏园的信中说：请转告刘瑀君，他的来信我都收到，我已早不吃油煎鱼了，要他放心。
国共合作破裂，宁汉合流。8月，《中央日报》撤销。10月，父亲和孙伏园、夏康农到了上海。适鲁迅先生也从广州到了上海，搬进了横滨路景云里二十三号居住。父亲随孙伏园去看望他，同时还见到了周建人先生和景宋女士。
11月2日，父亲和中大同学黄春源、朱迪去看望鲁迅先生，并告诉现在张发奎部队已收复广州，他们想仍回广州去。告辞后，他们三人即从上海乘海轮回到了广州。
12月13日，党领导下的广州暴动发生，父亲和朱迪随即投入起义洪流。不到一天一夜，广州起义失败。父亲和朱迪、马巨材等一同逃到上海。
12月28日，父亲去景云里看望鲁迅先生，告诉了在广州的遭遇。当父亲说到暴动那天清早，中大左翼学生把清查出来的右派学生数人关在一个地方，因起义失败，全都跑掉了的消息时，鲁迅先生听了，沉思了一会，心情非常沉重，一言不发。
这时，父亲在上海失业，生活困难，鲁迅先生为了帮助他，曾托林语堂写信给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为他谋个职业。父亲持此信去见了蔡院长的秘书陈瀚笙先生，但陈对父亲说，这里实在无法安插，请原谅。父亲随即把接洽情况告诉了鲁迅先生。1928年2月13日，父亲去看鲁迅先生，承蒙他慷慨一次借我父亲四十元大洋，以解当时的困窘，我父亲非常感激。
到了5月间，父亲承许德珩教授介绍，被上海真茹暨南大学聘为预科讲师，讲授《中国现代史》，并兼中学部历史教员。当父亲把这消息告诉鲁迅先生时，他很高兴，并说：“你还有钱没有？买件新衣穿上去上课吧！”父亲说：“是，我还有钱。”就这样，父亲一直在暨大教书两年多，直到1930年暑假，因思想左倾被当局解聘，父亲又陷入失业的困境。不久，得友人介绍到苏北沛县中学去教书。
在上海这一段时期，父亲在教课之余，是常去看望鲁迅先生的，也全是执弟子之仪去问候的意思。每次去，鲁迅先生总是留他多坐会。父亲在教学中有疑难问题也向鲁迅先生请教，鲁迅先生都一一耐心教诲。父亲曾写过几首诗和几则杂文寄请鲁迅先生斧正。有一篇《给我一个春天的人生》的诗歌，登在《奔流》第四期上。还有两篇承鲁迅先生转寄，在当时上海北新书店出版的《语丝》上发表了。这一时期父亲没有能够投入那时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原因是他顾忌自己学力不足，勉强上阵只能给鲁迅先生添麻烦。在和鲁迅先生认识的作家中，父亲仅见过白薇和杨骚，在施复亮家见过丁玲和胡也频。
1932年父亲从河南到了北平，由马哲民教授介绍到北平中国学院教书。11月26日，父亲知道鲁迅先生回到北平探亲，就去看他。当父亲坐人力车进入西三条胡同他家门前时，见先生一个人正从街东头走回来，他一见是我父亲，便热情邀到他家书房里坐下。父亲告诉鲁迅先生，当时留北平教书的还有许德珩、陈豹隐（即陈启修）、施复亮、刘侃元、李达等。还告诉他，这里的进步刊物上，曾对个别教授因不久前陈独秀被捕事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即有人认为陈一贯是革命的，他的被捕证明了这点。鲁迅先生听了，没有正面答话，只说：我明天要到师大去讲话，你有空去听听吧。第二天，父亲就去师大听了鲁迅先生的讲话，题为《再论第三种人》，果然，鲁迅先生谈到了陈独秀问题。
1933年8月，父亲去东京留学。1934年3月18日，父亲曾写一信由上海内山书店转给鲁迅先生，先生的《日记》上记载收到此信。父亲在魏猛克先生处见过鲁迅给他的信，信中劝魏在编《质文》（当时在东京出版）之余，总要利用在日之便，多读些书。真是语重心长啊！
1936年10月，父亲从东京回国，路过上海，住在四马路一家湖南旅社。当时在复旦大学教书的胡风先生来看他，父亲便向他问及鲁迅先生的病况，又写了一短信问候，并把他从东京带回的一个高尔基木雕像请胡风转交先生。《鲁迅日记》载：“十四日，下午河清来，得小芋信并高尔基木雕一座。”又载：“十五日，晴，上午复刘小芋信。”16日父亲在旅社收到此信，见信上的字写得比平日大些粗些，显得先生的手力有些难支。信的大意是说：我因病不能见客，你如能在沪多住几日，还是可以见面的。不料父亲20日车过徐州时，突然看到报上登载伟大的鲁迅先生已于19日凌晨去世了。父亲哀痛不已！鲁迅先生15日回复他的手书还在口袋里，怎么这样快就成为永诀！
这就是我父亲与鲁迅先生交往的梗概，而我则从《鲁迅日记》中得到了印证。
父亲与胡风先生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