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汉语是怎样被伤害的？
作者：狄 马
在这儿，“人民”这个词是被随意使用的。谁有权力，谁就代表“人民”；谁是权力的中心，谁就是最大的“人民”；而且真正严重的是，像词语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单元，作为一个系统的有机部件，你改了一个，其他的就得跟着改变。因而，我们看到，在极权主义泛滥的地方，遭到歪曲和篡改的词是成批量的，是呈团状粘连的。它几乎涉及了，在过去的年代里一直被正确使用的一切关于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词。如人性、人道主义、正义、真理、自由、平等、民主、解放、教育、改造、下基层、锻炼、表扬、批判、进步、落后、主流、大局、全面、片面、奉献、牺牲、组织、作风、做工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封建主义……只要是在过去的经典著作中有明确外延和内涵的词，无一例外都遭到了篡改。这种有意的篡改是由政治上的崇尚暴力导致的对汉语文化的全面伤害。它们或者被添加了新的意义，或者被抽去了旧有的美好含义，有的甚至干脆拧到了意思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去。
白话文与“学报体”
国门洞开、西学东渐以后，人们逐渐弄懂了这些词的本来意义，尤其是互联网出现以后，人们获取知识和资讯的手段变得更为便捷。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获得客观而公正的资讯。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极权主义者从此变得善良，有意对自由思想、独立言论网开一面，而是说在书写和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的今天，旧有的封锁、查禁、强求舆论一致的做法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当然，官话还在讲——世界上有官就会有官话——但底气已经不足了；谎言还在继续，但听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这时，就像其他任何有机体一样，惯讲官话的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要寻求新的代理服务器。要让人们相信并为之服务的价值仍然是正确的，必须要说服他们当中最优秀的，至少要让一般老百姓觉得，在他们群体当中，即使是那些教育程度最高的，甚至是那些留过洋的偶像级名人也和他们持有的目标价值一样，他们才会心安理得地付出。大学教授，多如牛毛的博士、硕士，豢养在各个学术机构里的作家、学者，就这样戴着浆洗过的假发披挂上阵了。
这是一种更为隐蔽、更为精巧的宣传策略。这个策略的实施步骤是：1．通过“核心期刊”来控制学者；2．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根据这些作家、学者发表的数量和级别来控制他们的职称与官位；3．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后勤部门根据职称与官位发放猪肉、房子和逢年过节的赏钱。
这些机构和团体或者拿一些无聊的命题，比如杨贵妃是不是处女，武大郎卖的炊饼究竟是什么东西，咖啡为什么要加糖……来转移这些作家、学者的注意力，或者以不胜其烦的注释、索引和关键词来消耗他们的时间，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学术论文”、“学术规范”都是以“学术语言”来实现的，因而控制和修订这些“学术语言”的标准才是问题的关键。
要以一两句话来概括这些“学术语言”的无聊、枯燥与乏味是十分困难的，但大致说来有这么几条：1．简单的东西复杂化；2．感性的东西概念化；3．熟悉的东西陌生化；4．个性的东西平面化；5．腐朽的东西神奇化。比如，张大娘进城卖鸡蛋，他们说“论张氏高龄妇人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货币与鸡卵的等价兑换”；两条狗在野地里交配，他们说“两只犬科哺乳动物在地表的裸露处以身体语言表达情爱进而实现生命的创造与传递管窥——兼与某教授商榷”；我手头拿一本社科杂志，随手一翻，就翻到这样一个标题——“结构性拆解：潜规则撒播与新官人叙事”，请问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文字自结绳记事以来，就是表达情意与记录事件的，但在这些作家、学者眼里，文字只是谋取饭碗和职称的工具，与思想、情意毫无关系。据《淮南子》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字的产生为何会使“天雨粟，鬼夜哭”呢？唐代文艺理论家张彦远解释说，那是因为有了汉字之后，“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但张先生没有见过“学报体”，见了“学报体”以后，我看他有可能改作“造化可以藏其密，故天雨雾；灵怪可以遁其形，故鬼唱歌”了。
胡适那一辈人因为从古文中来，看见了它的弊害，认为文学要发达，必然要革新工具。什么是新的工具？当然是白话文。但他们没有料到——或者料到了，但只能先做这一件——白话文作为一种工具，如果使用它的人不革新思想，那么，工具也只是一个工具。就像水果刀可以削苹果，也可以杀人一样，文言可以让人看不懂，白话照样也可以让人看不懂；文言可以装神弄鬼，白话也可以装神弄鬼；文言可以助纣为虐，白话也可以助纣为虐。一切全在使用它的人具备什么样的思想和目标。
有人说，眼前这种装神弄鬼、凌空蹈虚的学风是由当下的学术体制造成的，但实际上顺着体制的高杆爬到高位，吮到甜头的，又没有一个不是自鸣得意的。因而，就当下的学术环境而言，这种体制和这种学者是互为塑造的：有这样的个人，这样的体制就会畅行无阻；有这样的体制，这样的个人就会如鱼得水。诚然，不是所有学界中人都喜欢“学报体”，就像在文言时代，也未必人人喜欢八股文一样，但端着体制的饭碗，捞到里面油水的，即使是那些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人，又有几个真正走出来了呢？
我读文学史，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至少是在中国，都是由落榜生写的。《红楼梦》不消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和施耐庵生活的乱世，恐怕是想参加高考都没有的，《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倒多次参加过高考，但到“乡试”这一级，就再也考不上了，地方政府看他可怜，三十几岁时给补了个“岁贡生”，肄业于南京国子监，相当于今天的“定向委培”，毕业了不包分配。最差的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早年考了个秀才，逐渐看清了“科场”的卑污实质，就终生再没有经过“科考”。晚年住在南京，生活穷困潦倒，冬夜没有柴烧，就绕南京城墙跑十几圈取暖。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是因为这些文人士大夫在得意之时不可能也不想撇开八股文用白话写作。原因很简单：“白话”不是科举应试语体，用今天的话说，不符合“学术规范”，不能升官发财；“小说”也不是科考项目，不能评职称，更不会发在“核心期刊”上，掏版面费也不行。只有等这些文人士大夫走到穷途末路了，才不得不放下架子，向民间寻找灵感和素材，从而写出了伟大的作品。
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里有一个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认为“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在他那个时代，“活的工具”当然是指白话文，但问题是白话文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使用，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阉割和袭用，已逐渐又露出了死相。“死的工具”不可能产生“活的文学”。中国人要想写出“活的文学”，必须要敢于抛弃因袭的重担，用活的语言表达活的情感。
什么是活的语言？就是老百姓人人能听懂、人人能看懂的语言。当一个民族和时代的识字者，包括那些号称精英的知识分子都不敢使用自然语言，而是用一套莫名其妙的语汇书写历史时，无论他是怎样不由自主，都表明他已经和魔鬼签字画押。因为语言不是单向度的符号，说到底它是思想的前夜。因而，就一个时代来看，语言就是人。语言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抛弃虚假造作的语言，就是抛弃一种外在于自己的命运；用活的语言说人话，做人事，就是撕毁和魔鬼签订的字据，创造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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