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汉语是怎样被伤害的？
作者：狄 马
近代白话通行以后，中国人口里说的和笔下写的基本取得了一致。一个生活在汉语文化圈中的人，不管他的程度有多低，也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只要他识得一千个汉字，就可以自由地表达和书写，不需要经过从私塾到县学、府学十几年的训练。因为白话的通行使得知识的获得和普及变得更为容易了。比如，在文言文时代，一个男人要向一个女人求爱，得从“开辟鸿蒙，谁为情种”写起，过渡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最后还要引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现在只说“我爱你”就可以了；过去人们谈生意，先得讲“义利之辨”，最后还要说“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之类，现在只说“我想发财”就够了。
因而，从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1917年算起，白话文成为中国人通行的大众语言差不多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在这一个世纪的岁月中，白话文和它的使用族群一样经历了许多历史的潮涨潮落，甚至直到今天也有人说，“五四”激烈地反传统是错的，白话文不及文言简洁，也缺少文言的音韵美，但没有人敢说，文言淡出、白话畅行从方向上就是错的，因为白话文运动是一场真正的草根运动。
我曾在一份旧报上，看到胡适为家乡安徽绩溪的一个墓园撰写的公墓启。这墓启的写作缘起是：1931年，安徽绩溪的地方贤达余亚青等四十二人，想在城区兴建一个“址源公墓”，就请当时绩溪籍的名人、著名学者胡适作为发起人并亲笔撰写了墓启。墓启不长，全文引用如下：
最文明的葬法，是用电火把死者烧成灰，装进一个小盒子，然后下葬，这办法既洁净又不占地方，又容易保存。
但我们这个时代，多数人还做不到这样文明的葬法，只好在土葬上想出比较方便的公墓办法。公墓办法是选定公共的墓地，做好坟墓，由私家务价分葬，每棺只许占一定的地。这个办法有几层好处：第一，可免去私家寻地做坟的困难；第二，可以定时安葬，免得停丧不葬；第三，可以破除风水迷信；第四，可以省地；第五，可以省费；第六，可以稍稍讲究建筑的壮丽，墓树的培养，而不必由私人独力担任，可不愁损坏了无人过问。
徽州是风水之学的中心，所以坟地也特别讲究。徽州的好山好水都被泥神和死人分占完了。究竟我们徽州人民受了风水多少好处呢？我们平心想想，不应该及早觉悟吗？不应该决心忏悔吗？
现在绩溪县的几位明白事理的人，发起在本乡建筑公墓。这是最可喜的事。我盼望明事理的同乡都能热心赞助这件美事。
民国廿年五月四日胡适
我不知诸位看了这墓启有何感想，我只知道我自己读完了，竟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无论是胡适，还是稍后的陈独秀、钱玄同以及周氏兄弟，都已经靠古文在社会上取得了地位，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从古文中打拼了出来。按照人性趋利避害的原则，他们本不应该向给了他们荣誉和地位的古文开战；不仅不应该，文言文作为他们立身的资本，应该成为炫耀的工具、晋升的台阶才对，但没有，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从古文中来，但却自废武功，肩住古文黑暗的大门，向同时代以及后来的人大声喝道：“此路不通！”
为了亲身践履他的白话文主张，这个实验主义大师，不惜用一种朴素得近乎简陋的语言书写白话，甚至连一个撰写公墓启的机会也不放过。我们今天不用说那些躺在课题经费上，靠“职称文章”糊弄人的学者、教授，就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敢不敢拿这样一种妇孺老幼皆可诵读的语体写文章？一代启蒙思想家“己预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良苦用心，即使在这样一篇不足四百字的公文中也毕显无遗。
被伤害的汉语
古时候人们说话和写文章为什么要用不同的语体？这个问题我想留给学者们评职称；但大体说来，有两大原因：第一是因为汉字难写，因为难写，所以只好节省些，把那些可有可无的虚词和衬词都省掉，最后就变得不好理解了。其次是为了节约书写成本。诸位知道，我国早期的字是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这样一来，不要说写长篇小说，就是记录政府工作报告，也得尽量省字。如果那时的一个部落酋长年终总结时，拿着稿子一念两小时，那得搞死多少王八？汉代以后文字记在竹简和布帛上，那也相当昂贵。如果把政府要员每天的讲话原原本本地记下来，天下人就都不要穿衣服了。
除了这两项不得已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人为原因，那就是书写者故意制造的繁难。文字这东西虽由民间产生，但一经产生就为特权者所垄断。先是“巫”，再次是“史”，最后是“士”，但不管是早期掌管意识形态的“巫”和“史”，还是后来人数更多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明确的倾向，那就是要把文字弄得繁难，弄得神秘。因为一变简单，村民愚妇都能口诵目念，他们的解释权就变得岌岌可危了。我们乡下人有病瞧不起医生，就请神汉来画符。符上的字没有人能识得，但神汉们说，它的威力也恰好就在没有人能识得。一个木匠、瓦匠来家做工，总要把他的行当说得神乎其神，说窗子上的图案有讲究，做上一个不吉的鸟，就要全家遭病。这家的婆姨就很害怕，每天做好吃的，小心伺候。泥瓦匠箍窑时，说只要他将铁器留在窑洞的砖瓦间，这家人就会有灭顶之灾。主人吓得觳觫，他提出的工钱就不敢还价。知识分子故意要将文章作得谁也看不懂，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特权者或阴谋家需要煽惑劳苦大众跟着他干的时候，文章就不能繁难了。洪秀全的“天王诗”虽然狗屁不通，但大都朗朗上口，易于背诵。你看人家不仅仗打得好，就连文章也作得这么通俗易懂，还不卷起铺盖跟他走么？
这时，特权者或阴谋家利用的只是白话易懂的形式，至于白话表达的内容，诸如，人类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明，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历史观、人生观，甚至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必须重新解释。说的时候当然冠冕堂皇，仿佛每个字、每个词都事关本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存亡继绝，但实际上，能否煽起对旧制度、旧圣贤的满腔仇恨，能否激起对新制度、新领袖的全面热爱才是决定每个字、每个词、每种理论是否继续存在的唯一依据。
当然，在字词的沿革问题上，古代的皇权主义者和现代的极权主义者略有不同：古代的皇权主义者是碰到皇帝的名字了，才换一个代替，叫做“避讳”；实在想玩新花样，旧的字词全部不动，硬造一个新的出来。如唐的武则天，就造了好几个字玩，“曌”只是其中之一。但可惜的是，文字这东西惰性很强，硬要当仓颉，没有人买账。最好的办法是仍然沿用旧的字眼，但完全改变这些字词的意义。现代的极权主义宣传家在总结古代皇帝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不造新字，不改文法，“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好东西，且名之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在这方面受害最惨的，可能要数“人民”这个词了。正如我们大家熟知的，在凡事需要开口的地方，“人民”总是隐匿不见；而在需要沉默的时候，我们又总是发现它挥舞着拳头，和暴君站在一起。因为“人民”是一个抽象的“集合词”。它没有种族，没有父母，不穿衣服，不长头颅，更没有面目，有的只是数量和生殖能力。它有一个别名叫“灰色的大多数”。
俄罗斯的生物学家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实验：那就是在一堂植物学课上，教授让三个学生分别采集一株冬青、紫藤和狗尾巴草回来，结果三个学生很快就完成了；教授又让学生第二次出去，采集一种叫“植物”的东西，结果每个学生都空手而返。因为他们不知道“植物”是什么东西。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学院“鉴于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孰料苏联政府却将此视为对社会主义苏联的进攻和污蔑。他们立即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并威胁说，如果他要出国领奖就不要再回来了。为此，作家不得不宣布放弃领奖，并写信给赫鲁晓夫，恳求他不要采取驱逐出境的“极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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