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来对江盈科的接受与批评
作者：黄仁生
1988年，海峡两岸均有学者于此取得了相当扎实的学术成果。江盈科的整体形象真正为知识界所广泛知晓和接受，是从1997年笔者辑校的《江盈科集》由岳麓书社出版以后开始的。该书不仅把《雪涛阁集》、《雪涛诗文辑佚》、《雪涛谈丛》、《谈言》、《雪涛诗评》、《闺秀诗评》、《谐史》、《皇明十六种小传》等首次合为一集梓行，而且卷首破例收入笔者所撰长篇论文《江阔无澄浪，林深有坠枝——论江盈科与公安派》代“前言”，系统论述了江盈科的文学思想与诗文创作及其参与创立公安派的过程，首次明确提出：“在公安派的创立与发展时期，江盈科实际上是作为这个流派的副将而与主将袁宏道齐名，他的功绩与影响，仅次于袁宏道，而在公安派其他成员之上。就其文学思想与诗文创作而言，大致与袁宏道倾向相近而又独具特色，的确可称为公安派的大家，从而可证当时文坛上以‘袁江二公’并称是名符其实的。”此外，卷首还有著名学者章培恒师和陈蒲清教授所赐二序，分别从不同角度肯定了江盈科的价值和意义。章序明确指出：“在公安派兴起以后，虽然‘三袁’并称，但严格说来，宗道是叨了弟弟宏道的光。至于袁中道，在袁宏道与江盈科在苏州张扬‘性灵’时，他在文坛上还是初露头角的新人。他之成为名家，是在公安派已进入后期之时，特别是袁宏道去世以后。所以，在公安派形成之初，与袁宏道一起打开局面，使寂然无人的‘空谷’成为‘轮蹄之所’的，乃是江盈科。钟惺在《与王稚恭兄弟》中以‘袁、江’并称，正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要深入研究公安派，绝不能只盯住袁宏道而撇掉江盈科。”陈序既肯定“公安派的创立，公安派文学理论的完善，公安派创作领域的拓展，这三个方面都有江氏的独特贡献”，“是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又指出“江氏有两点超过袁氏兄弟。第一，袁氏小品直抒性灵，个性突出，但涉及国计民生者较少；江氏诗文中则大多为关心国计民生之作，发论精辟，具有大家风范”，“第二、袁氏虽推崇通俗文学，但无创作实践；江氏则力求理论与创作结合，在寓言和笑话创作上成绩突出”。这些精彩的见解，既是对于笔者整理《江盈科集》的奖掖和声援，也是对于学界同仁研究江盈科与公安派的引导。加之当年和稍后，笔者还发表了《江盈科生平著述考》、《论公安派副将江盈科的文学思想》、《江盈科论》、《论江盈科参与创立公安派的过程及其地位》等论文和《雪涛小说（外四种）》一书，进一步扩大了江盈科的知名度。因此，近十一年来，不仅江盈科受到了知识界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且由此拓展了公安派研究的视野，并相继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其中既有一批研究公安派而兼论江盈科或专论江盈科的单篇论文（含学位论文，如首都师范大学2004届宋俊玲的博士学位论文《公安派研究》、苏州大学2007届姚丽丽的硕士学位论文《江盈科研究》等），也有周群《袁宏道评传》、孟祥荣《真趣与性灵——三袁与公安派研究》、钟林斌《公安派研究》、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熊礼汇《明清散文流派论》、徐艳《晚明小品文体研究》等专著，皆已把江盈科作为公安派的重要成员加以审视，尤其是章培恒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已将江盈科作为公安派的重要作家予以论述，明确指出“除袁宏道外，当时对扩大公安派影响起作用最大的首推江盈科”，并公正评价了江氏诗文的特点与功过。这是江盈科第一次作为公安派的代表作家被写入中国文学通史，且其篇幅略多于袁小修而远多于袁伯修，标志着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被湮没了几百年后终于得以恢复和确认。
最后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原为岳麓书社2008年版《江盈科集》（增订本）而作，而该书又是应《湖湘文库》编委会之约增订而成，其内容实是将初版《江盈科集》和《雪涛小说（外四种）》二书合并而去其重复者，又增入新发现的雪涛诗文和有关江盈科生平著述的资料若干篇，但都依据原刻本并参照《湖湘文库》的体例重新编校而成。
此外，为方便研究者，书末还附有一些参考资料，包括江盈科生平资料及其著作序跋，还有笔者所撰《江盈科生平著述重考》一文，较初刻本皆有所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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