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四百年来对江盈科的接受与批评
作者：黄仁生
关于江盈科的文学思想与创作成就，及其参与创立公安派的过程和地位，笔者曾在《江盈科集》初版《前言》中做过详细论述；最近，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和原有文献，又撰《江盈科生平著述重考》一文，对其生平事迹和著述版本存佚情形做了较以往更为深入的探讨。鉴于二文皆已收入2008年版《江盈科集》（增订本）附录中，本文拟着重考察从晚明到当代四百多年来对于江盈科的接受与批评。
江盈科生前就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首次对他的文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其中也透露出时论的批评。他说：“余与进之游吴以来，每会必以诗文相励，务矫今代蹈袭之风。进之才高识远，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者。虽其长才逸格有以使然，然亦因时救敝，法当如是。”接着举论者或曰：“进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远，其为一代才人无论。诗穷新极变，物无遁情，然中或有一二语近平、近俚、近俳，何也？”然后为之辩护说：“此进之矫枉之作，以为不如是，不足矫浮泛之敝，而阔时人之目故也。”并引古代近平、近俚、近俳之作亦传于世的例证，肯定“进之诗，其为大家无疑矣”。稍后，钟惺在《与王稚恭兄弟》中则明确诋斥江盈科：“其诗定是恶道，不堪再读，从此传响逐臭，方当误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与之同调，徒自取狼狈而已。”而其实质是否定以“袁、江二公”为代表的公安派诗风：“国朝诗无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实胜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学江令一派诗，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陈公甫、庄孔旸耳。学袁、江二公，与学济南诸君子何异？恐学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学济南诸君子也。眼见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铰，遍满世界，何待异日？”（《隐秀轩集》卷二十八）虽近乎以骂詈代批评，但这从反面确认了江盈科在公安派创立时期就与袁宏道齐名并称，是仅次于袁宏道的代表作家。
江盈科逝世后，他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曾进一步得以确认。袁宏道《哭江进之》仍以“进之才俊逸爽朗、务为新切”而肯定其为“大家”，并以“江阔无澄浪，林深有赘枝”的诗句形象地比拟其功过，但已明确指出那些“为薄俗所检点者”——即近平、近俚、近俳——属“矫枉之过”，并且承认自己有与进之同样的病症。袁中道《江进之传》对其总体评价是：“诗多信心为之，或伤率意，至其佳处，清新绝伦。文尤圆妙。”并举例说：“中郎所作《锦帆》、《解脱》诸集，皆公为叙，文如披锦，为一时名人所叹。”又指出：“进之诗可爱可惊之语甚多，中有近于俚语者，无损也。稍为汰之，精光出矣。”钱希言《明四川提学佥事进之江公墓志铭》则谓其早年“即欲以古文辞倔起沅湘间，落笔数千言，烂漫淋漓，若云出岫，泉下峡，学子长（司马迁）、孟坚（班固），而出入柳州（柳宗元）、端明（苏轼）间。诗则俊逸清新，靡所不有，虽当侘傺无聊中，不为楚人劲激之调。少耽右丞（王维）、龙标（王昌龄），后乃醉心长庆公（白居易），尝为余诵下第经洞庭湖之句，旷韵泠然，乃知诗有别才，自昔已具，岂缘宦拙而始工耶？……其他笺牍奏记题赞诸文，尤工翦裁，翠色欲滴，无烦授吏，对答如流。大抵公为诗若文，往往自辟堂奥，弗袭步趋，虽思若不经，而语多秀出。彼夫腹乏五车，目无二酉，辄诋巫峡之笔，妄讥云梦之词，以为公浅之乎成言也者，是乌足与谈千秋哉？”可见江盈科与三袁一样，早年也受过七子派复古文风的影响，后来才“自辟堂奥，弗袭步趋”，但文中也透露出当时有人诋讥江诗乃“浅之乎成言也者”。
由是可知，江盈科生前和逝世不久后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他的诗歌，而对其散文的评价，则基本上一致肯定。因此，在明末清初，进之散文和杂著尚受重视。
二十世纪以来，公安派先后两次受到知识界的重视乃至形成热潮，曾对现当代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产生过积极影响，但人们关注的重点往往是三袁兄弟，而对于江盈科的认识与研究则相对滞后。第一次热潮形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笔者曾撰《论公安派在现代文坛的多重回响》（《复旦学报》2006年第6期）一文，已就公安派在现代被发现乃至对于当时文坛和学界产生多重回响的过程和意义重新予以考察和阐释，认为周作人及其门生、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以鲁迅和阿英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这三大群体对公安派的解读与接受虽有差异，甚至引发过历时几年的论争，但对于现代新文学的发展和公安派的研究，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时关注的焦点是袁中郎、袁伯修和袁小修也相应受到了重视，而江盈科的登场却较为迟缓。早在二十年代末，周作人就开始研究公安派，但仅搜集和研究三袁兄弟的文集，因此，稍后他的《中国新文学源流》和在他的指导下由沈启无选编的《近代散文钞》，皆未将江盈科纳入视野。在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订的《袁中郎全集》由时代图书公司于1934年出版后，袁宗道的《白苏斋类集》二十二卷，袁中道《珂雪斋诗集》七卷、《文集》十四卷、《珂雪斋近集》四卷，《袁小修日记》（即《游居柿录》）十三卷，也相继排印发行。但直到1936年，江盈科才有《雪涛小说》和《雪涛小书》（残本）排印出版。尤其是后书整理者章衣萍于1935年10月12日撰《雪涛小书前记》时还不知作者为谁，只是觉得“其评诗文、说笑话皆有精彩，思想行动，大概是袁中郎、冯梦龙一流人物”。稍后于12月4日撰《序二》，才从友人处获知作者为江进之。章氏所说的这位友人实即阿英，他从1933年开始，撰写了《袁中郎做官》、《袁中郎与政治》、《袁中郎尺牍序》、《二修尺牍》、《江进之的笑话》、《雪涛小书》等一系列关于公安派的文章。其中《江进之的笑话》（《论语》第五十八期，1935－02－01）虽仅简略介绍《任事》、《催科》、《甘利》、《妄心》、《蜂丈人》等五则笑话的内容，但已明确指出江盈科“是公安派文学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堪称一大发现。又其《雪涛小书》一文认为“四种之中，当以《诗评》为最佳”，“进之对于诗的理解，全般的从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并引述《用今》、《求真》等篇后说：“这都是说明进之在文学主张上完全属于公安体系的证据。”此外，该文还提及他在1934年就已向某藏书家借读《雪涛阁集》全书，并选抄一小册。这些选抄的作品，稍后收入他编校的《晚明小品文库》，于1936年7月由上海大江书店出版。该书共选录二十家小品，分为四辑，每辑五家，其中江盈科编入第一辑，录有江进之文四十一篇和袁中道撰《江进之传》。这是现代出版的多种晚明小品文选集中唯一将江盈科列为一家的选本，但包括阿英在内，整个现代学界没有发表一篇研究江盈科的正规论文。
公安派第二次受到重视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随后跨越世纪持续成为热潮，但有相当长一个时期仍以三袁为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仅有钱伯城整理的《袁宏道集笺校》（1981）、《白苏斋类集》（1989）、《珂雪斋集》（1989）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关，而江盈科还是只有一些笑话、寓言和他为袁宏道文集所作的四篇序言（见于《袁宏道集笺校》附录）为人所知。例如，任访秋《袁中郎研究》就只是把江盈科视为“附和中郎的作者”之一予以简介，吴承学也因未读《雪涛阁集》而在《晚明小品研究》中视江盈科为“公安派的友声”。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