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我的遗孀

作者:张廷佺




  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的遗孀还没来得及像习惯墙壁、家具和猫一样习惯他,他就离开了人世,尽管他的死沉痛地提醒我们,人难逃一劫,但我的遗孀并没有伤心欲绝。他来了,然后又走了。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
  
  她的手提包
  
  她的手提包总是成为我们之间争吵的焦点——确切地说是数不清的手提包。她似乎有无数只手提包,为所有可以想象得出来的场合准备了至少一个手提包,从到白宫赴宴到在肯塔基猎杀野猪。手提包里的东西五花八门:票根、收据、卷成团的手巾纸、猫围脖、口香糖包装纸,镜框破了的眼镜,干燥的化妆品,压碎了的签饼①,儿子小学记录卡的碎片,骰子,婴儿的牙齿,糖果的空盒子,钥匙链,梅斯牌催泪瓦斯,以及面包屑、头屑、蜕皮、指甲油。但只有一个提包里面装着支票簿和皮夹子。那是一只具有魔力、也最为重要的手提包。每当我们出门时,特别是我们要去机场、剧院或赴宴——参加宴会的人都是像我这样A型血的人,他们会八点钟准时出席——她需至少要花上半个小时才能把那只手提包找出来。
  我这么说并不是想抱怨她。她悠闲自得,绝不像许多人一样做死板的时刻表的奴隶。她在危急的时候保持镇静。即使大难临头——比如说1905年的大地震期间——她也会做一顿可口的饭、炒菜或蔬菜和鸡做成的汤,打一个小小的盹,这样才能头脑清醒。因此如果电影七点四十五分开场,我们八点半才赶到又有什么呢?我们把手提包找到,停好车,手拉着手冲过车水马龙的街道,虽然已经晚了,但可以想象没有看到的那一部分,这样岂不更有趣?全世界都可以等。有什么好急的呢?
  可是那次购物之后这样一只特别重要的手提包不见了。她和妹妹带着大包小包回到家中,在车道上将东西分好,然后来来回回搬了三趟才搬完。夜幕降临了,鸟儿飞回到林子里,桫椤叶子的影子渐渐浓了——那是我三十年前栽的——这时候她俩道别了。英琦不会留下来吃晚饭,也不会在此留宿。她一心想回家,家里有一锅蔬菜鸡汤和一大群猫在等着她。“好了,”她说,朝桌上的一大堆东西扫了一眼。“我得走了。”然后轻轻地关上了门。
  好几天过去了,我的遗孀像以前一样打发时光,从未想过她的手提包,猫食快吃完了,她准备开老掉牙的宝马M3去集市——那辆宝马曾是我的骄傲和欢乐——她翻遍了所有的手提包都没有找到皮夹子、钥匙、眼镜(不戴眼镜她几乎连车子也看不见,更不用说开车了)。当猫围着她叫个不停时,她便回忆过去的那几天,最后断定手提包落在妹妹的汽车里了。绝对没错,肯定在那儿,除非她把它落在卢比商店,或是地下室廉价商店,或是麦斯商店的某个柜台上,可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早该打电话通知她了,难道不是吗?
  我的遗孀想给英琦打电话,但是这些日子她不太想接电话。这是上了年纪的人的怪癖。为什么要接电话?她这么想。她才不想听到某某人的消息。到她那种年纪,难道还有什么消息非得马上告诉她吗?难道会有什么好消息吗?如果我的遗孀没有足够的耐心的话,她肯定无法找到英琦,在第十二通铃声响起来的时候,英琦终于抓起了话筒。“喂?”她粗声粗气,有气无力,她的声音本来就不怎么好听。我的遗孀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被她数落了一顿,少说也有五分钟,还抱怨说自己以前也有相似的经历。她又等了十五分钟,等英琦颤颤巍巍地去车库看看汽车里有没有。卡嗒,卡嗒,电话里可以听到英琦走回来了,她说大事不好:那手提包并不在那儿。她肯定吗?是的,是的,她肯定。她又不是白痴,脑袋上也长着两只眼睛,难道不是吗?
  接着我的遗孀花了两个小时来找电话号码簿,她想找出她们那天曾去过的那几家商店的电话号码,当然也包括泰皇宫——她心急如焚,猫饿极了。可是那电话号码簿简直就像天书。她把十几只猫从客厅的家具上赶下来,把食品储藏室和橱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只找到她几年前存放在里面的几样东西。不久,她忘记了自己在找什么,在炉子下的橱里的锅碗瓢盘之中发现了一本老相册,这本相册勾起了她对往日的回忆。她坐在桌边,昏黄的灯光照着她。她回味着那些早已逝去的事物。那些是我们俩在各种各样带着异国风情的背景前、圣诞树前、生日蛋糕前的留影,我们俩冲着镜头微笑,照片里还有清真寺旁的光塔和大山,几年过去之后,照片出现了儿子、他的狗和第一只猫。我的遗孀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过去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活着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在布法罗度过的少女时代、大学时代、浪漫、爱情、希望和光明的前程——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如今在哪儿呢?这些照片在大声问她,在册页间尖叫着,让她心烦意乱,直到她无法呼吸。就在整个世界仿佛就要塌下来的那一刻电话铃响了。
  鲍勃 · 史密斯、 斯迈斯 · 罗伯茨、 罗伯特 · P · 史密瑟、克劳迪娅 · 诺里加和杰克 ·弗劳斯。
   “喂?”我的遗孀应道,听起来就像是旧锁里的制栓发出的喀嚓声。
  “请问您是B太太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的遗孀小心谨慎,但又不失礼貌。她总是相信别人,别人因此常常会对她友好大方。她讨厌电话推销员,尤其是那些电话交易所① 里的人,他们总不放过老年人——近来电视上都在报道这种事情,美国退休者联盟的刊物上也有类似的报道。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问:“有什么事吗?”
  “我叫鲍勃 · 史密斯,”对方说。“我在麦斯商店外面的垃圾筒里发现了您的手提包,显然是有人把它扔在那儿了——当然里面没有现金了,不过您的信用卡、驾驶证和其他一些叫不出名称来的东西还在里面。我该不该给您送过去——我是说,我可以给您寄过去,但是如今谁相信邮寄呢,您说呢?”
  她表示同意。她也不相信邮寄。也许她压根儿就没想到邮寄。她闭上眼睛,看到了邮差穿着边上镶着黑色条纹的灰蓝色短裤,头发分得整整齐齐,发型已经过时,他微笑着,他的目光似乎表明对投递范围内的每家每户、老老少少都很熟悉,他似乎在她屋前屋后的马路上巡逻,把信箱塞满。也许她确实相信邮寄,也许她确实相信。
  “邮寄得花上三天时间,而且我还得为那些东西找个盒子——”鲍勃 · 史密斯说。
  “噢,您不必麻烦了。其实我该去您那儿的,可是没有眼镜我无法开车——眼镜在那个手提包里,您知道,我确实还有一副,有好几副,可看来我无法,我无法——”鲍勃 · 史密斯巴不得她这样说。
  “不要紧,”他说,那声音就像是倒进小孩子杯子里的糖水,“我很乐意帮助您。您现在还住在驾驶执照上所写的地址吧?”
  他走进前门,我的遗孀正在等他。他的两条细腿走起路来就像一双筷子,染过的头发乱糟糟的,根本就没梳过,就像他父亲那个年代里的成年喜剧演员。他脸上满是很深的皱纹,笑起来两眼被两个肉窝遮住了。如果当时我在场的话,我会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决不让他靠近大门一步——这是个难缠的主儿,可我的遗孀却浑然不知。留个心眼呀,亲爱的,我想说,小心提防这家伙。
  她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这么多年过后她笑起来依然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她很高兴,看上去宁静安详。“您好,您好,史密斯先生,”她说,“快进屋吧。”
  他当然会进屋。进门时他条件反射性地压低了头,好像头会撞到门框上似的。他个头挺高,两只手晃来晃去,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衬衣,领带好像擦洗过麦当劳快餐店里的又大又深的炸锅。他左手拿着一只棕色购物袋。她关上了门,壁炉台上的六、七只猫朝他瞥了一眼。他把购物袋递给她。“给您,”他说。毫无疑问,她的手提包就在里面,柔软的黑色皮革,银质的搭扣,表面上的污斑就像一个抽象的图案。她在钱包里翻来翻去,想拿点钱酬谢他,可她突然想起来钱包里没有钱——他不是在电话里说过钱丢了吗?“我想——”她说,“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我——”
  鲍勃 · 史密斯并没有在听。他在房间中央晃悠着,两手交叉,放在身后,绕开成堆的过期杂志、一团团散开的毛线、打翻了的灯和里头被猫弄坏了的有垫的长凳。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很有诚意的买主,动了心,但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这房子已经有很长的年数了,”他不紧不慢地说。
  我的遗孀满怀感激,一心顺着他。“建于1909年,”她一边说一边摆弄着手提包。“这是草原风格① 的——”
  “这些地毯和所有的东西肯定值不少钱吧。还有这些陶器和铜器——您肯定还有首饰吧?”他问。
  “噢,是的,我一直在收藏古董首饰,现在算来也有,不,其实在我自己也变成一个老古董之前就开始收集了。”她轻轻地笑了起来。她想,这个男人真不错呀,如今有几个人会将女士的手提包送回来呢?或者诸如此类的事呢?有人竟然把停在车库外面的割草机偷走了;有一次她的车在奥克斯纳德② 抛锚了,有人把车轮胎给卸走了。她乐不可支,准备等他一走就给英琦打电话,得意洋洋地告诉她那手提包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又飞回来了。
  “您丈夫在吗?”鲍勃 · 史密斯问。他踉踉跄跄地朝她走来,就像走在颠簸的船甲板上。似乎有什么东西粘在他左脚的鞋底上了。
  “我丈夫?”她笑了,然后默不作声,声音很低沉。“他已经走了20年了,21年,不,22年。”
  “孩子呢?”
  “我儿子菲利浦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是个医生。”
  “所以这儿就你一个人,”鲍勃 · 史密斯说。我的遗孀这才感到大事不妙。她眼睛的余光里慢慢地出现了一只猫,正在伸懒腰。太阳光从窗子斜照进来,投射出种在角落里的大罐里枯死的棕榈树的轮廓,四周一片寂静。他问她,她只是点点头,紧抓住手提包,心想,不要紧,现在就送他出门,谢谢他,让他留下地址,几天后酬金会邮寄给他的……
  但是鲍勃 · 史密斯并不打算离开。他在她身边走来走去,满是皱纹的脸像个破旧的邮包,两眼发光,像是在马路上被压碎的碎片。“首饰在哪儿?”他说,声音里没有一丝好心人① 的语气,没有一丝温文尔雅,没有一丝同情,连起码的礼貌也没有。“能在这种鬼地方找到吗?嗯?”
  我的遗孀不作声。
  他突然抓住她的手腕,像手铐钳住她。他用力拉她,冲着她大叫。“你这个又老又蠢的母狗!你要付——他妈的,你要付现金吗?嗯?现金?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她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伸出另一只手,使劲地掴她,直到她像一只被捕兽夹夹住了嘴部的动物从他手里挣脱开来。
  她活到七十岁还从未曾被人掴过。她曾经和妹妹为了争吃巧克力蛋糕而打起来,恰好这时候她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接电话,她被她母亲教训了一顿。一切来得太突然了——然而她内心很坚强,同这世上的任何人一样坚强。没有人掴过她,没有人闯进屋里招摇撞骗——你可以想象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她猛地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小罐梅斯牌催泪瓦斯,我得说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瓦斯依然管用,尽管保质期已经过了十年,她想也没想就按下了按钮。鲍勃 · 史密斯痛苦地在猫粪堆中打滚,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揉着眼睛。故事到这儿还没有结束。当她打开门,准备奔到砖砌的门廊上拼命尖声呼救时,梅格 · 卡帕尔蒂站在门前大声尖叫。
  
  她这么说
  
  前面说过,我的遗孀懒得订报纸,一份也没订。但是梅格 · 卡帕尔蒂第二天给她带来了两份,因为她的照片登在头版,照片上方“耄耋老人勇斗盗贼”几个字特别显目。照片上只见她弯着背,眯着眼睛看着镜头,和梅格 · 卡帕尔蒂手挽手,当时梅格 · 卡帕尔蒂用移动电话拨了911。当圣洛克市警方给鲍勃 · 史密斯戴上手铐,把他押上巡逻车时梅格一直陪着她。照片充分展示了房子的前面部分,特别是带有精美图案的窗子,我在那儿生活时曾经把那窗框擦干净,磨光,至少上了三次漆。我的遗孀笑眯眯的,梅格 · 卡帕尔蒂也在笑,如果她站直一些的话就一点儿也不难看了。她们站在黑白相间的大房子前面,你很难将她俩区分开来。
  在第二版文章的末尾,我的遗孀有机会描述她那恶梦般的遭遇。“这真是奇耻大辱呀,”记者引用她说的话,“人们总喜欢把老年人作为袭击的目标——不要忘了那些电话推销员,他们也同样可恶。如今人人彼此心存戒心,以前可不是这样子,那时晚上都用不着锁门。”
  她说的远不止这些。因为那个年轻的女记者走进屋子时发觉自己与她有共同语言——她俩都很喜欢猫——可报纸版面有限,而这故事,不,小说,并不是读者们所期望的那种恐怖故事。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我的遗孀不时用这样的话开头,“当我的丈夫活着的时候,”但她这些话都没登在报纸上。
  
  夜
  
  清冷的圣诞夜,天空似乎因为繁星密布而摇摇欲坠。我的遗孀并不知道那些是什么星星——她只知道那些是星星。除了白天出门购物之外她不大出门。此刻,她坐在房间里的壁炉前的樱桃木的长沙发上。壁炉里积满了灰,已经二十二年没有生过火了。她正在编结,腿上放着铁青色的针和线团,还有三、四只猫。她头靠在沙发宽大的木背上,盯着高高的有点倾斜的天花板,根本没有意识到远处的天空和黄道平面上的闪亮的点点寒光。她并不在想屋顶,那个屋顶工,也不想雨,她什么也不想。
  屋里几乎没有节日的气氛——茶几的另一头放着几张圣诞贺卡,灯台上的人造松枝做成的花环是她六年前放上去的,她懒得去碰那些手工做的格斯塔德① 的小精灵和天使,木制的基督诞生塑像,更不用说彩灯和小饰物了,这些东西当时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时充满了节日气氛,儿子穿着睡衣下楼,很多年过去了,他越长越高,比小时候多长了个心眼,手工做的天使失去了光泽,用彩纸包装的礼物越来越多,可那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她和英琦本来约好下午聚在一起交换礼物,可两人对此都没有什么兴致,英琦的汽车发动不了了。我本来希望儿子能飞越重洋,从出租车上跳下来,与他母亲一起过圣诞节——他一定也曾打算给她一个惊喜,但是残酷无情的霍乱病菌又在难民营里蔓延,所以他无法脱身。
  她坐在冰冷的灰烬前,听着这幢老房子里的窸窣声和嘭嘭的巨响。夜色渐渐深了,星星渐渐隐去了,越升越高,在天上弯成了弧形。我的遗孀,一个美丽的老太太,被猫簇拥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她只是在等待着,就这么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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