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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是虎
作者：潘卡叽．米什拉
马特尔从27岁开始写作， 第一部小说《自我》(Self)写一个男孩十八岁时做变性手术成为女人，七年之后在二十五岁时又变成男人。此书很不成功，一共只卖掉了几百本。他的第二本书是一册短篇小说集，虽然市场反响依然不乐观，但其中标题小说《赫尔辛基 · 罗卡马蒂奥家族背后的真相》却为马特尔赢得了加拿大的1991年度“朱尼奖”。八年前，他开始写第二部长篇，开篇不顺，他前往印度寻找灵感，但小说还是写不下去，于是他决定放弃掉创作打道回府，就在这时，他想到了许久以前读到的一篇书评。那是一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对于巴西作家莫瓦西尔 · 斯克莱尔的小说《麦克斯和他的猫》(Max and His Cats)的评价，当年马特尔读了书评后，曾想找来原书阅读，但是找遍蒙特利尔都没有找到，也就把这事给忘记了。当这篇书评浮上脑海时，他不记得书评作者，也不记得被评论的作家以及作品的题目，刻进他的头脑的是被评作品的主要因素：男孩，野兽，救生艇。于是，新作就在头脑中成了型。马特尔最先想到的救生艇上的动物是印度象，然后又想到印度犀牛，最后定下来是孟加拉虎。为了写好小说，他走访了印度所有的动物园，采访饲养员，了解民俗风情，探访寺庙和教堂，花了多年时间查资料、做笔记。
小说的主人公是印度少年皮 · 帕特。他是动物园饲养员的儿子，对动物的行为习惯十分了解，对宗教也很感兴趣，无论是对他本身所属的印度教还是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帕特都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当他十六岁时，他们全家和那些动物一起坐日本货船从印度移居北美。然而船在半途中失事，帕特被两名水手当作诱饵扔到救生艇中去喂鬣狗，他侥幸落在救生艇的舱盖布上生存下来。于是，他开始了在海上漂泊227天的历程，与他同时处在救生艇中的，除了那只鬣狗外，还有一只断了一条腿的斑马，一只猩猩以及一只成年孟加拉虎，由于海关官员的失误，这只孟加拉虎注册了一个正儿八经的绅士的名字：理查德 · 派克。在救生艇上的最初三天，鬣狗咬死了猩猩，活吃了斑马，理查德 · 派克咬死了鬣狗。很快，这只450磅重的孟加拉虎开始打皮 · 帕特的主意。伴随着恐惧、知识和机敏，皮 · 帕特与这只老虎在海上生活了227天。当他们最后漂到墨西哥海岸的时候，理查德 · 派克潜入丛林，再也没有露面。日本当局在调查此次沉船事故的过程中一直不相信皮 · 帕特所说的经历，反复催促他讲出“事实”，面对日本调查员的怀疑和审问，最后皮 · 帕特说了一个听起来不那么奇特的故事：没有鬣狗和猩猩，没有斑马和老虎，货轮刚刚沉下去时，救生艇上有四个人，一个断了一条腿的华人水手，一个货轮上烧饭的法国厨子，帕尔，还有帕尔的母亲。法国厨子当着帕尔的面杀死了华人水手和帕尔的母亲，至于厨子的下场呢？帕特没有说明。
《阿皮的生活》中交织着人与自然、宗教与动物学的哲学思考，强调的是如何在失去所有家人、漂流海上的悲惨境遇中生存，这种生存很残酷，也很现实。在马特尔看来，文学也是一种宗教信仰。有书评这样说：“这是一本令你相信上帝的书”。 马特尔刻意安排的主角帕特既是伊斯兰教徒、基督徒，又是印度教徒，各种宗教在一个纯真的心灵内共存。他花了一段时间仔细阅读经文，发现底层理念的共通之处甚至比差异之处多。因此，当帕特的多宗教信仰被旁人质疑时，帕特的反应是：“甘地说：‘所有宗教都是真实的’，我只是想爱神。”
下面这篇发表在《纽约评论》上的文章出自印度作家潘卡叽 · 米什拉之手，极具洞察力，对深层次地理解这部冒险小说的内涵不无补益。
编者
在扬 · 马特尔的第一部小说《自我》(1996)写到一半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叙述者突然决定写一本“针对上帝问题而发”的小说。乍一听这似乎有点荒唐，但就是这种想引起读者轰动的冲动使得马特尔在《自我》中留了几页空白，或者说是在《赫尔辛基 · 罗卡马蒂奥家族背后的真相》(1993)这个故事集中用了只不过这几个词“废话-废话-废话-废话”填补了其中几页空白。
但是这个上帝的问题结果对于《自我》的叙述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和马特尔本人一样，他的父母都是六十年代的加拿大籍法国外交官，在几个国家度过了他那游牧式的少年时代，学的是哲学。他描述自己不幸坠入爱河，发现了自淫，在学校受到欺侮，对大学感到厌倦。他看过很多电视——他声称，“谈到我的少年时代，不提及电视是不可能的”。他描述自己失去童贞，身负背包在异地东方徒步旅行的情景。听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得天独厚的生活——一种和许多同阶层同时代的加拿大人共享的生活——但很早开始，他就一直感到烦躁，渴望一种超越。
类似的这种不满在小说集《赫尔辛基怪诞背后的事实》的一个标题故事中讲得更详细、更清楚，叙述者和马特尔有着部分相同的背景，他指责加拿大的生活“乏味、安逸、与外界隔绝”，尤其对他这代人来说太容易了。在同一集子里的另外一个故事《镜子机器》中，第一人称叙述者作出结论说，在北美“唯物主义很沉重，是个悲剧性的困惑”。去年在《华盛顿邮报》的一次采访中，马特尔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即他将自己的部分经历和世界观寓于他小说里的叙述者口中。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良好的中产阶级男孩”，曾经是一个“探索者”。他怀疑现代生活的“理性”第一性的问题。他认为这会“扼杀神秘性”并导致“西方的平庸，一种精神上的饥荒”。
对于《自我》里的叙述者来说，北美的生活“缺乏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每一步本该随着恰当的韵律、节奏、优美而转变成跳跃式的步奏”，求助于上帝无论从美学上还是从心理学上来说都是有感染力的。正如他所写的那样：
“偶尔我会产生一种直觉，觉得假如上帝存在的话，生命的进程将壮观得多。每当这个时候，上帝真的存在与否似乎也就无关紧要了。这个构想如此重要，为什么不相信呢？如果一个真理留给人的是一种空洞感，那有什么收获呢？在我每天的无限幻想中没有上帝也可以勉强生活下去，但是如果我正坐在一架将要坠毁的飞机上时，我能不怀念他吗？我能不设想他的存在吗？假如我幸存下来，我能再次将他从脑中排除掉吗？”
皮尔森 · 莫里特 · 帕特这个南印度人的主角、 马特尔最近一部小说《阿皮的生活》中的主要叙述者也主张不可知论者的“缺乏想象力而错过更精彩的故事”。更精彩的故事当然是指上帝存在的事实； 《阿皮的生活》去年获得英国的布克奖，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一个十六岁的印度男孩怎样在一个救生筏上和一只孟加拉虎一起生活了227天；这个故事至少部分证明了不仅上帝是存在的(护封上承诺“使你相信上帝”)，而且相信他的存在要比否定或怀疑他的存在更有吸引力、更有用。
马特尔在《阿皮的生活》一书的作者注释中宣称，在印度的时候，他曾绞尽脑汁想写一本以葡萄牙为背景的小说，这时他想到了皮辛或皮的故事：他是动物园饲养员的儿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在移民去加拿大的途中，他的全家和几只动物在太平洋上沉没了，留下他和一只虎在救生筏上。一位充满好奇心的马特尔式的作者常常出现在那些简短的以斜体字书写的段落中；他描述在加拿大追踪找到皮，使他记起并讲述他的不同寻常的经历。但是这些多个叙述者和结构以及事实和构想的混合似乎是他努力的一部分——努力想提供一个更精彩的故事，因而支持他对现实的幻想。
在作者注释里，他承认巴西作家莫瓦西尔 · 斯克莱尔给他提供了“生命的火花”，但在后来的采访中，他详细谈到他是怎样想到写《阿皮的生活》这本书的，其基本前提来自多年前他读到的关于斯克莱尔的一本小说《麦克斯和他的猫》(1990)英译本的一篇评论，上面有几页描述到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和一只美洲豹被困在一个救生筏上。
这位加拿大籍法国作家在这本巴西小说的启发下，构思出一个南印度人物，含有一种大胆的国际化的思想。所以毫不奇怪马特尔笔下的皮在宗教上有种折中主义的味道。尽管他的印度父母“世俗得如同冰淇淋”，他却信奉本地治里① 这个地方信仰的三种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就马特尔来说，有意无意中这是一股受鼓舞的动力：大部分印度人，尤其是生活在村子里和小镇上的印度人，定期反抗官方统计范畴——印度教信徒、伊斯兰教信徒、基督教信徒——他们生来就是用同样的虔诚拜访寺庙、苏非派祭坛和教堂。
马特尔有些关于印度宗教习俗的描述带一点百科全书条目或旅行者认真记录的日志的意味(“有僧侣贵族之一员，世界人物……从红色的茴香粉末雕刻成的圆锥体和一篮篮姜黄根块可以看出我是一名印度教信徒……”)。但是当他的研究畏缩不前时他那锐利的眼睛会产生一种熟悉感。一位叫做萨蒂什 · 库马这样的印度名字的苏非派神秘主义者也许如同一位名叫坡菲兹 · 阿麦德的南美浸礼会教友一样难找。但是当马特尔将这位苏非派信徒在他的小面包房里打开他的跪垫，并扬起一阵小小的面粉的情景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忘了这种不协调的。
马特尔增加了很多关于皮的学校、他父亲的动物园以及他哥哥对板球的着迷这些细节来加强他的故事的可信度。他描绘了一个幸福的童年，充满了天真的好奇心和执着，不大受印度贫困和宗教冲突的影响。皮在南印度过的是一种受庇护的、自我专注的生活，这就不难解释他那庄严中夹带着轻松活泼的像个研究生似的风格，马特尔的加拿大叙述者也具有这个特点。他曾说：“我十四岁时是一个容易知足的印度教信徒——这时在一个假日里我遇到了耶稣基督。”他惊叫：“唉，伊斯兰教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运动罢了。”当一位基督教牧师、伊斯兰教伊玛目① 和印度教学者同时使他面对他那不适当的多种宗教信仰的时候，皮引用甘地的话说：“所有的信仰都是真实的”，并加上一句“我只不过想热爱上帝”。
这种对上帝的毫无保留的虔诚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是很少见的，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即使是在诸如约翰 · 厄普代克这样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的作品中，宗教信仰与普通的世俗成见(金钱、阶级、性爱、政治)对抗并常常被它们压倒，冥世通常以鬼魂的形式或其他超自然的现象表现出来。马特尔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去年他在《出版家周刊》的一次采访中讲到他担心《阿皮的生活》在加拿大会产生怎样的反响时说： “现实主义得胜了，谈到宗教时不愤世嫉俗、不带讽刺意味那就奇怪了。”他补充说，他重新整理了这部小说的加拿大版本里的“宗教资料”，同时为美国读者保存了这些资料的完整性，他把美国描绘成一个“非常笃信宗教的近乎清教徒似的国家”。
这可以说是马特尔宁愿通过一个印度的叙述者，而不是他以前的小说通过一个加拿大的叙述者，来把自己对西方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不满生动地表达出来的部分原因。在赫尔曼 · 黑塞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反正统文化的圣人四十年后，一位当代小说家要复兴他的主题，不带一点尖锐的讽刺意味地描述一个对自己所处的文明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不满、变成一个探索者的西方中产阶级的人物，这是非常困难的。马特尔认为一个精神饥荒的现代印度青少年更容易被广大世俗读者所接受，更不容易受不可知论者的怀疑主义或嘲弄影响，这种想法没什么不对，因为印度宗教产生于遥远的、迷人的异国，它一点也不乏味、隐蔽或是鬼鬼祟祟，而在一个老于世故的加拿大文学公众读者当中往往演变成这种情况。
然而，宗教不仅在印度、美国受尊崇，而且在所谓的“世俗的西方”大部分地方也是如此，在这里，它采取的形式是仅仅表面性地借用伊斯兰教、印度教及基督教的基础文本，马特尔声称在他写《阿皮的生活》之前就预先看过这些基础文本了。就马特尔而言，对西方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以及怀念一种想象中的简单及精神完整的前现代的厌倦激发他对宗教产生新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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