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幻、他、知、我
作者：朴相禹
我6岁的时候经历了初恋，而且在30年过去的今天，那时的事情仍旧如同昨日发生的一般，使人记忆犹新。那时，一会儿看不到对方，就无法忍受心中那种苦苦的相思。在一起时无限的平和，分离瞬间充满恐惧的遗憾，分离之后更加思念的时光——这些之于现在的我，就像将我从单纯的居所流放到苍凉的远方的历程——在我的记忆中盘旋。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身为职业军人的父亲的新的服役地。女孩眼睛特别大，是我们家房东的独生女。她不仅没有兄弟姐妹，不知为什么，就连妈妈，她也没有。在幼小的我的眼中，她是可怜至极的。她与我同龄，是一个能让人很自然地联想起瀑布般洒下的阳光所照耀着的溪谷、金达莱、青蒿、蔷薇……的女孩。可能是因为附近没有什么值得交往的小伙伴，所以我和她理所当然就变得很亲近。我憎恨让我和她不得不分开的傍晚，憎恨我们不得不相隔一方的夜晚，作为这一切的补偿，我经常苦苦期盼使我得以和她再相见的早晨。然而好景不长，我们因为父亲服役地的变更，突然要搬家。坐在吉普车里远远地望着那个站在大门外的女孩，我心里只有一种想法，那就是晚上从新家溜出来，再回到女孩的家。我再次拜访女孩的家，是自那次搬家以后12年，在我高中二年级放寒假的时候，在我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思念，还有忍耐的岁月之后。但是，那年冬天，在曾经是女孩的家的地方，我只发现了一片广大的果园。她家所在的一带已经被广阔的果园湮没了。
之后漫长的日子里，为了接受没有被接受的东西，我不得不和凄凉的现实做斗争。思念换来的只是虚无，思念虚无的人的内心被疾病侵袭。与这一结论毫不相关的是，我现在依然在思念着她。或许在我所写的全部小说的根基处，我和她没有成就的爱情已经获得了截然不同的收获。所谓的小说，若不是我们为了叙说已经忘却的人生的起源，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小时候我是不折不扣的模范生，听父母的话，学习好，我当时把这些当作人生的全部。小学和初中我都是学生会会长，得到过数不胜数的奖章和奖励，还被韩国青年联盟会会长授予勋章。(再说下去就没有意义了。)不过进了高中之后，我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引导着开始写诗，和学习疏远起来。虽然尽是些无比幼稚的诗，但是写了满满一本笔记本。那些激情荡漾的数不清的不眠之夜，现在回想起来，心中仍然百感交集。
当时，惠特曼的作品中，我最喜欢这首《雾》。
在雾中彷徨是神秘的
森林岩石看起来都凄冷清凉
没有任何一棵树，能够看到它的同类
一切都是孤独
我的一生散发光辉的时候
世上的朋友很多
现在下着雾
谁都看不到
不知晓黑暗的人
其实他不是智慧的人
无法回避，悄悄的
让他离开万物的黑暗
在雾里彷徨是神秘的
人生，凄凉的存在
没有人知道他的同类，
一切都是孤独
大学里，我不断写诗，那时我的梦想是在乡村中学边教孩子们读书，边做一个写诗的书生。“退伍/大学毕业以后/我是一朵迎春花/带来村庄的春天/在山兰花扎根的小村子/我想成为一名写诗的/清贫的书生/……/积雪下/去年陨落的苦丁菜/吐出了新芽/水车身后/小鸟飞来/歌唱/等待着远去德国做护士的/女友的航空明信片/在响起古老的教学钟声的/落叶松操场/听风琴沉睡般寂静的声音/做一个二级正式教师。”当时的我和李祁哲诗人的诗所表达的毫无差异，心中怀着同样的一个朴实的梦想。
然而，大学毕业在即的1980年10月8日，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冲动，从内心深处冒出了放弃写诗的念头。那天，曾给我人生带来很大影响的一个人，因为无法克服和这个世界的矛盾而自杀了。那天在医院太平间外的楼梯上，悄悄俯视地下的时候，我感觉到了我的青春和人生与我所梦想的一切是如此地格格不入。
于是，在那年秋天里的一天，我读着白洛青先生的评论文章，突然间陷入了奇异的意识发狂的状态，感受到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的波动，也就是有了一种超越价值的体验——总之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放弃写诗的那年秋天之后，过了8年，我才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经历了3年的军旅生活和5年的广山村教师生活，我才面对这个世界开启了自己的心扉。
总之，如果没有1980年，我是绝对不能成为小说家的。所以我对怀着诗的梦想却半路做起小说家的我的人生，仍旧耿耿于怀。每一刻都否定自我，每一刻都想改变自我，这种精神上的波动，大概便是被诅咒灵魂的所有者都应该通晓的超越价值的道路吧。
青春的记忆没有成为回顾的资源，虽然时间上它已成为过去，但它永远都处于现在的状态——我相信那就是我的青春。在热情似火、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牢牢抓住我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快点老去。那时围绕着我的诸多环境条件，多半是抽象的。
诸如时代和未来、爱情与人生——当然这些都是无需变老就能解决的问题。青春的主题意识会不会就是人生的主题意识呢？
有时，甚至想用针刺大腿，或者用剃须刀割脉，这种令人生寒的自残冲动有时会让全身起蓝色的鸡皮疙瘩。
走向另外一片天地的决心，抑或连像恶魔一样生活的梦想都不能拥有的青春，真的不愿去想象。那难道不是为了不去思索什么而热血沸腾、为了放弃什么而心潮激荡的年代吗？
我企图自杀过。146片安眠药，比死亡更投入的长眠。半个月后在医院里醒来，医生问我：“死就能解决问题吗？”听到医生的话，我仔细地思索了一番“问题”究竟是什么。但是没有想起什么具体的东西。没有具体的问题，仅仅抽象的问题也是让人厌世的力量，它的名字叫——纯粹。
我开始写一些近乎于小说的东西是在入伍以后。那时被安排在位于汉城的某军校研究室，几乎每天都加夜班，干完积攒下来的工作之后，办公室里就只剩下我自己，我于是开始写一些自己也不知晓的东西。
但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忙里偷闲写下的东西只有笔记本10页左右的分量。当然，那不是小说。从高三起经过大学四年谙熟于心的都是诗的抒发和联想方法，所以我很难写出规范的文章。然而为了让自己放弃诗的理由更加理所当然，我在军队坚持不懈地利用夜间休息时间练习造句和写文章。为此，有两次，我因站岗失误，差点被关进营仓接受处罚。小说是否只有在你阅读或者梦想它的时候，才会带来幸福呢？
一退伍，我就志愿当一名教师，并且依据退伍兵有优先选择工作地点的原则，选择了广山村。我下决心要在那里待3年，以完成学写小说和积累人生阅历的任务。但是，3年过去了，写小说对于我仍然是望洋兴叹。恶劣且偏僻的生活环境让我的小说创作成了多么大的奢望，我只有细细品尝这种惭愧和抱怨。
一个班有百分之三十的学生是单亲家庭的孩子，1年内大约有200个孩子成批退学，这就是广山村男子初中的境况。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现实压倒一切的地方，梦想写小说该是多么浪漫的事！
海拔650米的高山地带那10月底凄凉的景色，浮现在眼前。学校运动场空空如也，长在运动场中央的高大的白杨树，禁不起一点点风吹，微弱的风吹过，叶子都会哗哗坠落。我站在正在上第二节课的教室窗边，木然地望着窗外临冬的风景。奔三十的我，还剩下几许希望？苍茫的大地映出我苍白的面容。
回首是令人恐惧的，那时我不断地冷笑着，不断地产生自杀的念头。立志写小说，计划在高山地带待3年，不知不觉间却已度过了4年零8个月。想到人生的最后一个追求，我咬紧牙关写，投出去的小说或许和我的才能无关，过了审稿期限，也没有任何消息。
海拔650米的高山地带，不知不觉迎来了凄冷的冬天。令人厌倦的青春。现在我还有什么必须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名目呢？
第二节课正在进行当中，我站在窗边，陷入了沉思。这时，一辆朱红色的摩托车驶进了空旷的操场。邮局或者电话局职员骑的小型摩托车，看到它，我不能不扯出苦笑。如果那辆摩托车能给我带来入选通知该有多好？热望和惭愧交织在一起。
那不是梦，也不是幻觉。那天第二节课上课的时候，我看到的那辆朱红色摩托车确实是给我送入选通知来的。下课后，我接到了贺电，那是我走进另外一个人生的长途旅行券，我怎能将它忘却？
那天，1988年10月26日，是朴正熙的忌日。
走入文坛的同时，我向学校递交了辞呈。在30岁之幕开启的时候，我毅然来到汉城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挤在不计其数的小说家中间，没有生存保障，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勇敢的壮举。究竟是怎样的信念令我如此果敢？
当时我相信的只是对文学笃实的信仰，也许不能说是笃实的信仰，而是一种狂热的信念，为了文学可以连生命都不顾的年轻的热情——除此以外，我一无所有。那时，我充分领悟到了一个事实：职业作家“没有自己的事”。
90年代对我而言，在两个方面具有特别意义。首先，作为作家，我的活动空间在90年代而言可以说是特别的。但是活动内容，也就是说，如果离开过去10年间我所埋头为之的小说主题和素材，我会很容易地看到我的意识彻底地被80年代的空间所局限的事实。一句话，身在90年代的时空，却在为80年代的主题意识服务。这对于身为靠写书吃饭的职业作家的我来说，是最难克服的内在的矛盾源泉。
进入90年代后，不到两三年，一切就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和过去断绝关系的渴望、对新事物一视同仁的包容和商业日渐发达——一切都加速运转，社会发生剧变，这让我觉得就像在观赏高明的魔术一样。
结果可想而知，我从90年代初期开始就遇到了难关。80年代以来酝酿的不胜枚举的素材，刚要把它们写进小说，时代却似乎已不再需要它们。这场剧变不正是晴天霹雳吗？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以及村上春树热潮席卷而来，我的心情变得黯淡，我感到不能不苦心思索一番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的出路之所在了。从80年代初开始，我的小说构思手册里有40多篇小说，它们就像旧作业一样被摞在角落里。这种不可能堕胎的生命体到底会给我带来什么呢？
看到年纪与我相仿的作家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我深深地自惭形秽。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痛苦挣扎，我终于决定了自己的心路航向。我决定将我小说构思手册中酝酿的素材，也就是使我感觉到作家使命的东西彻底地贯彻下去。因为那些就是我要当作家的理由。而且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些是我青春的证明，是我开启崭新未来的钥匙。如果不将那些写在小说里，我觉得当作家就没什么意义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了漫长孤独的航行。在五色斑斓的90年代，我带着一份独自徘徊在海边的心情，将要写的素材一一整理，度过了一段苦而又苦的时间。
为了维持心如止水的远航心绪，我时不时地吟诵一首诸如甲壳虫乐队的《黄色潜水艇》那样充满神秘色彩的歌谣。尽管如此，对80年代素材或排斥或敬畏的90年代风潮，确实让人难以忍受。但是为此感到受挫和绝望是没有必要的。无论怎样，文学不就应该是开始于自己、结束于自己的一种细密的个人工作吗？
90 年代，我的小说轨迹可以整理为：《沙卡村庄下的雪》—《孤山洞天使的诗》—《加利福尼亚的酒店》—《青春的东方》。其他作品要等待将其放进孵化桶里完成新的诞生。我现在反复做的事情，即使做到死去的那一天也永远无法满足，就像做黏土一样，永不停息。
但是，小说总是写了又改，改了再写，我真的不想再做这种技术型的小说家了。不幸，还是幸运？作为作家应有的自尊心的箭将我瞄准。
我将我走过的路分成两部分：外在的足迹和内在的心路。也就是成为小说家以前的岁月和做了小说家以后的岁月，这两部分构成了我的生命。
当小说家之前的外在的足迹，在我的灵魂深处留下了许多伤痛，使我不能扎根在任何一个地方，只是为了离开而短暂逗留过许多空间——在没有故土意识的人的灵魂中，微微吹来的风，抑或是瞬间的光的变化，也会变成伤痛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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