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我和豪尔赫
作者：唐北星
“我去撒泡尿。”他说，同时把被罩抚平，好像要抚慰他那一侧的床似的。
我把枕头甩开，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百忧解① 和水杯。整个房子一片凌乱：纸巾盒、汗涔涔的睡衣、阿司匹林片、墨角兰沐浴露（按照马克就职的那家《新时代》杂志社秘书的说法，此物绝对有振奋精神之功效），窗帘半开半掩，花木都已枯萎。我真搞不懂为什么人死了别人却要送花木。
马克回到了床上。这时候我要是醒着，他就不得不安慰我，我不想让他为难，所以就装作睡着了。他的下眼圈发黑，颧骨上的皮肤都是皱巴巴的。为什么我们两个非得忍受他那不情愿的抚慰？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臀部，好像是要平衡他的睡姿，但我知道其实他是在试探我是否在抽泣，是否在出汗，我的肩膀是否在抽动。终究他的心眼并不坏，他不想再装聋作哑。早些时候摆脱了难堪之后，现在他无奈地表示出关切。我的声气像是恨他，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不过我还真是有过他死亡的幻觉：我用他们从索尔短小的脖子上取下来的一团泛蓝的粉色脐带绞住他。我的私人外科医生——一个百分之百令人愉悦、医术精湛的女人，一个民主党人（她和我还同为两个公益社团的董事）——被小而锋利无比的手术刀刺穿（就像那种古老的飞刀扎人表演的场面），直到被劈成碎片，钉在手术室的墙上。她的嘴唇还在嚅动，喃喃地表示道歉，但她的道歉实在不够深刻，所以我还是认为她有过错，并且要以操作失误、造成不该发生的死亡为由起诉她。我的小叔子告诉过我，其它任何沾得上边的事实都可以作为起诉的理由。我现在这种糟糕的生活，我那垂死的婚姻都能成为理由，那么那些枯萎的花木，那些我现在懒得答理的学生又怎样？至于玛丽·卢的助手和实习医生们，我要用钝刀子扎他们，在他们想溜之大吉的时候，我就用特大号的穿刺针钉住他们。
三个星期前我挣扎着去了趟办公室，我收集了邮件而且装作若无其事，全然不理会周围的冷场和窃窃私语，我知道其中真正的意思是“亏得这事没发生在我身上”。玛莎，我们系的秘书，一个惊恐不安的老太太（自从我们都有了电脑，她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把我的邮件和一堆系里的文件递给我，她那只老迈的鬈毛狗呼哧呼哧地趴在她桌子底下的一张小床上。
“你的衬衫……”她说道。我朝下一看，看到一圈圈湿漉漉的蓝色印记，我赶快离开了。
我坐在卫生间里，挤压我的乳房，揉搓我的衬衫和乳罩，终于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滴落到我的手上。我把那些邮件留在了地板上（两天后，一个不知名的好心人悄悄地送还了我）。
靠着一杯百克丹①——百解忧鸡尾酒（这种东西在《内科医生实用手册》里是找不到的）我强打起精神又回到了系里。传真机里正出来一份关于在爱丁堡召开一个现代语言学会会议的资料，这个会议好像还是由我负责组织的。给我发资料的那个人挺兴奋，他的话语在那张劣质的油腻腻的纸上乱蹦乱跳。他指望在两个星期后见到我的报告的草稿，在四个星期后见到我本人。我可不这么想。我让玛莎发个传真，告诉他我不准备去参加会议，也不打算递交什么报告的草稿。
玛莎有点担心。平时我用母亲教我的对待用人的方式对待玛莎。我表现得温文尔雅，合情合理，亲切和蔼。她敬慕我（特别对我给她弄到威斯敏斯特一年一度的狗展门票感激不已）。我们系里的那帮马克思主义者（前马克思主义者——我不知道他们至今是否还坚持自己的信仰）则对我们咬牙切齿。玛莎还在犹豫。在临近开会时退出对我的事业可不利，也许他们很快就不会再让我主持一个小型委员会，也许我在大学里的声誉会化为乌有，而玛莎在办公室的地位也会彻底完蛋（现在她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于是我自己去发了这份传真：“去不了。孩子死了。明年再说。奥诺拉 · 奥康纳。”
大厅里有一个女孩子在等我。我对女孩子们有点瞧不上眼，我甚至为她们感到难过：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将来会有什么在等着她们，而她们自己却浑然不知。当我在她那个年纪，我也会以那种同样的嗤之以鼻的态度看待像我这样的女人：她们的肚皮鼓起，屁股下坠，她们的头发要么编成七扭八弯的辫子，要么做成乱蓬蓬的奇形怪状。为什么她们要把自己搞成那样？那是因为她们年轻的时候必定都是丑陋不堪而且无可救药。但我年轻时可不丑，我在她这个年龄比她可强多了。当年我靠当艺术模特来挣学费——只是过渡，并非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喜爱这份工作。那时我体态轻盈，皮肤嫩得能掐出水来。在我的一生中有三年的光景真是风光无限，直到不久前也还不算太落魄。
我在她的表格上签了名，答应她可以在今年秋季来听我的有关奥登② 的讲座，然后就逃走了，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在小杂货店开空头支票的顾客：没错，这是我的地址，看好了，我把钱数写上。煞有介事的，其实银行账号里一文不名。今年秋季我宁可加入扬基队打三垒也不会再去教书了。
我离开了办公楼，从一群女人身边走过。我恨所有的女人。对于男人我甚至不用正眼瞧他们。每当我听到小孩的声音或闻到小孩的气味，我会拔腿就走。这些女人，所有这些女人，要么正怀孕着，要么将要怀孕，要么已经怀过孕，要么不想怀孕，要么和我一样已遭受过电视剧中才有的惨痛经历。不管她们是同我一样倒霉还是比我运气好一些，我都恨她们。她们似乎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她们脚不动，只把屁股一扭，就略略地转过身去，把我拒之门外。
我发现有一个女人坐在我家的厨房里，看上去不像是怀了孕的，但也未必——她说不定在谈话中会不经意地提起，但也许会强忍着不置一词，让马克自己去斟酌要不要私下里告诉我。我甚至怀疑马克和她上过床，但我很难相信，因为他看上去和我一样糟。每次刮脸时他总会划出新的口子，搞得脸上伤痕累累，好像被人漫不经心地揍了一顿似的。在我家厨房的柜子里有四排深绿色的酒瓶，马克一直在整箱整箱地消耗加利福尼亚的梅洛酒和馨芳酒①。
“我叫苏珊，在医院的新生儿护理科，‘纪念’三病区。嗨，你在听吗？”她喋喋不休地说着，但我无心再听下去。难道她不知道自己是老几？难道她是在问我？难道她以为我会忘了楼层的名字？难道她以为我会记得她？马克不住地点头，眼含热泪。她一定是在谈论索尔。
“……这事你们也许会感兴趣……”
“什么事？”
她叹了一口气，但只是轻轻地——我真应当感谢她当时的那份耐心和善解人意。难道我看上去他妈的很在乎的样子？你这个家伙，你以为我甚至能忍受你的气味而不想呕吐？要是她不赶快离开，我怕我真的要吐。我要是突然吐了，总能找到一些充分的理由的：荷尔蒙啦、药物作用啦等等，反正多的是。我估量自己离厨房洗槽的距离，估计这一吐能不能轻易地把她的鞋子也捎上。她还在唠叨。马克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他们刚才肯定是在谈论索尔。“……我的一个女同事经历了这个全过程，依我看她觉得这对她很有帮助，所以我跟你丈夫提起这事。”
“什么事？”
“儿童志愿者计划。确定了意向之后，你就和这些病区里的孩子们相处一段时间，直到他们回家。”
“或者直到他们死去。”
苏珊看着马克。他把手从我的肩上移开，不再做在精神上支持我的姿态，他左手托着脸，右手的食指在桌子上搓滚一个湿的软木塞。“喔，不是的，不是和那些病危的孩子。我们的志愿者是去陪伴那些做过手术后正在康复，或准备做整形手术诸如此类的孩子，不是病危的孩子。”
我能通过她额头上突然开启的一扇窗户看到她在想什么。她正在想：“天哪，这个女人显然不适合参与任何计划，我怎么能够脱身而又不得罪她呢？”产生这种幻觉（在她的额头上有一个透明的斑块）是睡眠不足的后果（玛丽·卢给我和马克解释过）。每当我以为索尔（每次他的年龄都不一样）来到我身边，在我怀里哭泣时；每当我把别人说出来的或有时没说出来的话当真时；每当我看什么东西都是平面而非立体时，这些都是典型的睡眠不足的症状，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会考虑的，你干吗不给我留张名片？谢谢你来，再见。”我自以为我的这些话说得很得体，但从她的脸色上我能看出来，我还是忽略了某些关键的东西，比方说语气。真糟。如果她想听到柔声细语，那就和马克去说好了。我径自上楼，鞋也不脱就躺在床上（不过我的鞋跟并没有碰到床单，我还不至于失控到那种程度），直到我听到前门关上了。
奥康纳和施瓦策兹又开始了一个苦恼的夜晚。马克先是表示关切，然后显出受到伤害的样子，然后做出抱歉的姿态，然后暴跳如雷，然后自责，然后回到起点，直到精疲力竭为止。他通常在喝完第三瓶酒之前就带着自责的心情沉沉睡去。
我不能自杀——我们认为那是一种罪孽，太不成体统——但我发觉自己全然不顾危险地在楼梯平台上东倒西歪，在图书馆又窄又滑的大理石台阶上急步行走，还在开车时双手离开方向盘。死神啊，来把我带走算了。
这不是医院的病房，这是博斯 · 希罗尼穆儿童涤罪所①。我被告知要在这里等其他的爱心妈妈。她们有的身着浅色运动装，脚蹬宽松旅游鞋；有的外面是价值两百美元的高档毛衣，里面是印花圆翻领衫，下面一条牛仔裤，拖拖沓沓地过来。显然，只有女人才需要这种“娱乐”。当我们走过一个个大厅时（有的厅里是奄奄一息的婴儿；有的厅里是步履蹒跚的孩子，头上固定着金属引流器；有的厅里是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带着静脉输液吊针正在互相追逐嬉闹），我注意到我这个小组的人比我想象的要杂。我们六个人中有两个看上去已近老年，她们带着关切（但又不显沉重）和博爱的表情。 另外两个相当年轻，一副女青年会的做派，如果说她们曾失去过孩子的话，那么自那时起必定在健身房里花了不少时间。在我右边的那位是个黑人（就是说，她的肤色是深咖啡色），她的表情对我来说至少不陌生。她看上去怒气冲冲并且惊恐不安，看到护士时会上下翻卷嘴唇，露出犀利的门牙。当我们被安排在一间放着几把包垫的椅子和情侣座的无窗房间里考虑意向时，我倚在一张桌子的边沿。带领我们这组的小护士挺知趣，没勉强我加入这个圈子。她问我们各自希望从这个活动中得到什么，其他人都说了自己的想法，我和那个黑人则作不屑状，望着别处。即使像我这样判断力受过损伤的人都不会相信他们能让我们这种人与这些可怜的孩子们直接接触。然后她问我们对将要相处的孩子有什么特殊要求，别的人都礼貌地表示无所谓，那条母狼说：“不要黑孩子。”我什么也没说。
我要求给我一点时间来适应一下，那个护士就任由我离开小组独自乱窜。我所看到的孩子都已有了爱心妈妈。她们有的正搂着孩子给他们喂吃的，有的正边给孩子们换绷带边给他们哼着歌。当这些孩子们的残肢被清洗后被重新包扎起来的时候，他们大声哭了起来，但很快就消停了。护士们和助手们看到我在观察，有的面露愁容，有的挤出一丝微笑，对于他们，我们这些访客帮不上多少忙。有些房间被汽球、嵌满了照片的公告板、大人们、各种玩具和小人书挤得满满当当。我想找一间只有一个孩子和一张小床的房间。
我看到他了，就在大厅的那一头。他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和我打招呼。他坐在一架精巧的轮椅里，轮椅的前部像是一个键盘和便携式书桌的组合。他嘴里含着一根银色的细棍，他就用这根细棍来按操作台上的键。我们互相打量。他长得很丑，比索尔（如果他能活到他这般大小）差远了。他有一张土黄色的油腻腻的小耗子脸，一头乱蓬蓬的黑发和一双引人注目的耳朵，当他向操作台俯下身子时，我看到了他那瘦瘦的、毛茸茸的后背。
“嗨，”他跟我打招呼， 棍子从嘴里掉了出来。我猜他不会超过三岁，但他说起话来完全不像一个正在学步的孩子，倒像是已经在街头生活了十五年，而这家医院只不过是又一段死胡同。
“嗨，小子。”我的脸红了。
“你能让一下吗？”
我紧贴着墙，他用细棍使劲按住一排蓝色凹键当中的一个橙色圆盘，从我身前驶过。轮椅的轮胎足有一辆皮卡的那么大，轮椅两边侧板的高度到他的脖子那儿了，像一个黑色的盒子。我低头看着这玩意儿笨重地驶过。他的小T恤里面没有双臂。
“再见。”
“吔。”
我没法让前台护士一下子成为我的朋友，但我为了从她那里了解到这个孩子（他叫豪尔赫）的情况确实费了一番口舌。他的经历是一连串的骇人听闻的故事——这是一个证据（尽管对我来说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证明相信上帝的存在比没有上帝的世界更可怕。没有人来领养他，他在人们眼里无可爱而言，即便是难得的为数不多的菩萨心肠（他们甚至愿意收养艾滋病婴儿或身患癌症的孩子）都不愿意收养他。我问护士他喜欢什么，她回答说她也不知道，他根本不告诉别人他喜欢什么。我在他房间外等着。虽然他不会表现出他的喜悦，但他会高兴的（尽管是勉强地，无助地），毕竟，除了医生，有谁曾经回来再看过他一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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