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人生的扭曲
作者：李德纯
太宰治的代表作《斜阳》（1947）是无赖派的开山之作，与其说是淡化情节，还不如说充满了特定人物被时代所抛弃的困惑与心理上的搏斗与厮杀，抒发出人的尊严在人文价值丧失和道德意识危机下，对人性完善的丧失与阙如。小说讲述的是昔日贵族子弟家世的变迁，展示的人生是日本战前战后之交破落贵族的浮世悲欢，特别是九个男女的情爱、灵与肉的搏击，对于许多人并不陌生。但作者却以独特的视角，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纷繁多样的生活样态，也构成了最具个性烙印的“双城记”——拥有幸福童年的青森，完成大学学业并崭露文坛的东京。小说以日本历史上最后的贵族姊弟和子与直治为主人公，描写他们在战后的沉浮变化，战前那种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已成过去，命运发生了神奇的转折，变卖家当维持带有病态的游手好闲生活。直治从太平洋前线死里逃生复员归来，天涯倦客，狎妓醉酒，在夜空笼罩起他觥筹交错背后的内心倦惫而厌世轻生。他的死盖缘于生命因为他自身的盲目和自我作践，无法超越的缺陷而走向毁灭，是零度叙述后的生命叹息。
作家通过直治冷峻的历史审视，注重悲喜交融的情节生动性而加强了讽刺性，另一方面，又使这个本应具有时代特色的小说，又回到一个我们在许多作品中所常见的主题上。和子与人有染离异回了娘家，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的落魄文人。此人悲观厌世，一觚浊酒却也难消磊块愁，说自己是“用不想活下去的心情在喝酒，活着实在悲哀。什么苦闷啦，寂寞啦，我根本就没有此类闲情逸致，活着只是悲哀。”巴甫洛夫有句名言：“原谅自己就是堕落的开始。”和子对他这种颇以人不风流枉此生而自鸣得意熟视无睹，反而认为他“用玩命的劲头过着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比正正经经搞番事业，还要受到后人的尊敬”，从而在延伸和张扬的狂放中，引出一段乏善可陈的婚恋故事。
作家是属于时代的，作家不可能不受自己时代、社会、个人经历和生活体验的制约。太宰治经历和目睹过家庭兴衰，有相当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较高的文学素养。他所塑造的直治就是作者生活的真实写照，出身于那个已经消灭了的阶级，怀着无限凄怆在这篇小说中，敲响了对贵族阶级最终崩溃的丧钟，为封建贵族唱了一曲无可奈何的挽歌，暮色黄昏的哀悼。平民的独立意识在太宰治的创作中，社会万象都化为了作者百感交集的个人心历，合乎逻辑地转化为贵族的超意识，表现的是昔日王孙华胄，在战后风云变化年月颇富典型的境遇和心态。《斜阳》中的人物大多在消沉中蹉跎岁月，耽溺于感官刺激，又无能为力。作者活脱脱刻画出了这些无赖公子哥儿形象，笔触伸展到这一类社会寄生虫那颗不安分的灵魂深处，真真是“这一个”典型人物，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和警世价值的讽喻性形象。他们万念俱灰，经受不了家国剧变的煎熬。观念扭曲变异是他们生活方式消极方面的一种曲折反映，更多缘于精神无所寄托，以寻欢作乐作为心理补偿。作者随着这些苟且偷生的浪子，在大都会的漂泊游荡，穿插直治姊弟二人的手记和书信的叙事方法，是小说在时空结构上显得自由灵巧，把心底里深沉的人世哀乐的感叹生动地表现出来，用以危机苦难的心灵。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些破产落魄贵族后裔失去了时空感，失去了对那块苦难深重的土地虔诚，同时也看到了围绕着他们历史命运所展现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轨迹，从中也映现了时代与社会风貌。人物灵魂的困窘凝聚着社会矛盾，历史的沧桑变化融入了的命运。由于特定历史环境以及相应社会心理的影响，《斜阳》引起较强关注受到青年读者的赞美与支持，而一般读者却对小说主人公纵情声色，置妻子于困窘而不顾多所责难。
同一作者的另篇代表作《维荣的妻子》（1947），主人公诗人是旧男爵儿子、一个高阳酒徒，他骗钱花天酒地，借酒浇愁愁更愁。妻子为了替他还债而在酒馆做女招待。她和《斜阳》中的和子实起了袒护纵容男人的作用。作者并未把主人公的嗜酒贪杯按借酒浇愁的俗套处理，主要刻画他意在寻求刺激，努力于超脱人间愁绪，小说宣扬“死又死不了，活又活不下去”的颓废人生哲学。和《斜阳》在宣泄一种张狂和亵渎的酣畅一脉相承，多少透露着某种精神分析的倒错，把一个柔弱男子的卑微心态和灰色人生勾勒毕肖，用以宣泄、烘托战后初期世纪末般动荡与激变的时代变迁，更加强了主人公自身精神性格的悲剧因素。这是一种已然疏离的美，精髓即在于此。
太宰治的自传体中篇小说《没有做人的资格》（1948），以思想的主线贯穿，并以自述式的回忆文字真切地记述了那个迷乱的年代，人的尊严被践踏，人的良心在泯灭的可悲情景，撷取演绎了太宰治在一段历史时期的几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主人公大学生战前参加过左翼运动，当过“马克思主义学生队”的行动队长，虽然也承认唯物论是真理，但却以为“唯物论不能拯救人类于恐怖之中。面对葱翠欲滴的绿叶，涌现不出心旷神怡、人生充满希望的喜悦来”。喜悦显现的是本体自由的欢愉，是对日常生活中受到各种物的束缚与遮蔽的人的解放。而书中主人公骗有夫之妇的酒馆女招待一起投河殉情，自己却死里逃生照旧混迹人世；同有儿有女的寡妇姘居，玩腻了又很快把她遗弃；同拄着双拐的瘸腿药房女老板以及年近六旬的女用人乱搞，最后被送进疯人院，成为一个“丧失为人资格”的废物，成为逆“詹妮弗热”① 的社会坏疽。他口中喃喃：“我现在既没有幸福，也没有不行，一切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我生活在地狱般人世间所体会到的惟一真理。”以他拈花惹草的叙事主线，描绘了他在毫无束缚的性爱生活中，恣意抛掷青春年华，而灵魂正在被肉体出卖。性混乱是社会转型期原有秩序被打乱，一些人无法调整自己，适应社会，丧失了自我价值，开始了贪恋酒色而没有思想甚至寡廉鲜耻的无奈人生，颠倒了生命意义。
这篇小说明显的自传体特征，表现在没有回避主人公经历与往事，那些艰难的过程细致地透露出来，笔触仍然从自身的生活和艺术经历生发开去，写出与作者的极度相似性，也在相当逼真程度上，暗示了其他人物的真实身份。评论家臼井吉见认为，《没有做人的资格》“从当代特点来说，这篇小说把日本私小说传统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从他几篇代表作的概略中可以看出，太宰治作品中表现的失望、哀惋、眷恋和荒唐而又苦涩的悲剧，反映了他宛如无根的浮萍，疲惫而暗藏焦灼，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笼罩在战后初期日本社会漫天迷雾中的世态心灵图。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苦难是片奇异的土地，它能埋葬人也能新生一个人。天堂是没有的，正如东京也有严寒和死亡一样。未来和幸福都只会偏袒善于行动的人。一定程度的惧怕、焦虑和痛苦经常是人们内驱力的提高。凡是社会中的人，要生活都得经受社会震荡，只有经得住，人们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然而落笔在太宰治稿纸上的人物，都仿佛是时代潮流的一叶浮萍，随波逐流找不到方向，谈不到多少道德差异，只是各自以悲凉的人生际遇，指向直至今日还令人怦然心动的历史负载。那种声色犬马和视个人生命轻如鸿毛，没有正确认识和对待震荡，看似极端绝非偶然，是太宰治带着出身阶级的内在矛盾，生活在充满矛盾的时代，走着一条荆棘丛生人生道路在文学上的具体反映。
太宰治的一生异常复杂，在他39年人生岁月中，始终栖身于矛盾的氛围中，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中也尽是曲曲折折。他从偏僻的北方小镇走到浮华璀璨的花花大都会东京，受到都市生活的熏染，而在入仕之途已绝的情况下，怀着偏激的情绪鄙弃功名利禄，牢骚满腹，有奇特的幻想和惶惑，更有浪漫的作风和自我嘲弄的习惯，看似狷傲不阿，实际是佯狂藏真，却也显示出自轻自弃的生活态度，实际上是自尊遭到践踏的失落。这段悲欢离合和曲折经历对他的文学写作发生了一定影响。便把他对历史、社会人生的各种独特思考和体验融合在作品的感性形象中时，他的个人风格就往往体现在自己所强调的主题内涵上，情节结构也是据此而设计的。文学评论家臼井吉见分析说：太宰把热衷于表现个人真是经历和真实处境的“私小说”这种传统，最具现代性而开花结果。
不管我们在他作品中可以挑剔出多少缺陷，但通过文学探测相异于传统文学中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的角色定位，以及在新旧嬗替时代口停留在脑海中或说被压抑到心灵深处的真实心态和欲望，对社会背景与个人命运的关注，突入心灵深处达到一个新的层次，开创了战后年代以感情宣泄为特征的文学，贯穿着他对人世间的千情百感和感情的多元选择，也是他对文学创作的一种独特追求。人们从中读出灰色的影子，那种在城市中到处可以看到的影子，因为这是都市生活的现实部分，无赖派无法回避。这就表明无赖派的深刻性在于他们所阐发的不止是个人的苦乐，也是一种时代和民族的苦闷与悲哀，在内容上是自嘲，在趣味上是反对。玩世不恭的伪装下是一颗伤痕累累的心。这就具有了将人生和人性充分展示的现实精神，同时以一个人折射一个面的方式，又使作品具有了文学社会学的意义。
战后社会的激烈变化，在影响着人们的文化意识、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也会出现新的欢乐新的痛苦新的矛盾。人们无法改变历史，但历史可以改变人生，可以塑造不同的生活和经历，有时不容我们选择。无赖派作家的感情受压抑以至扭曲，和战后初期现实生活的激发与催化，往往情之所至不得不发。这本是创作主体最重要的内在依据，但对他们来说，下笔较少自我控制，从个人遭遇出发，大面积地纤毫毕露地描写各种欲念，将平庸卑下的人物作为时代的主角，对于他们的玩世不恭游戏人生，极尽描写之能事。哲学家李波维茨（Gilles Lipovetsy）说过：在缺乏乌托邦的情况底下，人们满足于微不足道的欢乐，它没有危险性。改变生活的希望消失了。人们从浪漫的精神中走出，进入到字面意义的新个人享乐主义中去。
无赖派作家笔下的畸形社会和病态行为流露出赏玩情绪，创作的自由空间大到极致。作家本人和反映在他们作品中的人物，都陷入无法摆脱的精神矛盾的纠缠中，虽也曾潜入茫茫人海试图挣扎，结果却是形骸的放浪透露出精神的更加空虚，不带灵魂地纵身其中，掩饰其背后大写的软弱无能，使作品难以进入心灵的视野和广阔的社会视野中去。正是这种结构中被压抑和迷失了的自我，在人欲的范围以扭曲的形式恶性膨胀和无序泛滥的结果。作品所表现的主人公的迷惘和苦闷，是作家对历史巨大落差阶段的切身体验和感受，含有向沉淀着的生活积累的掘进。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些富有个性的作家，每一篇都有他们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跋涉的身影，熔铸了他们强烈的主观色彩。谑而能谐的艺术风格很像“零度情感”的新写实主义，具有对文化原型的生态营造，嬉笑之中潜藏着入骨的辛酸，那放荡不羁的身躯中，内藏着一个多么沉重的灵魂。然而生命的内宇宙何等玄奥隐秘，作品的开发、探索、表现单单靠自我体验是不能奏效的。倘若作品仅仅表现人的原始力的喷发，把文学视为对生命的自由的一种追求，不等于个人情绪的自由放任，随意为文，世界纵然再大，也无法安顿他们的灵魂。
另一名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他的《白痴》（1946）中的主人公是一名新闻记者，如痴如狂地为性的欲火所燃烧，竟同邻居的一个白痴女人通奸，发现这女人原来也和普通人一样，也有求生的欲望和苦闷。他对她无所谓爱情，只不过是需要一个女人罢了。他认为“人之所以还值得活下去，是因为要同生活的不安做游戏”，“他醒着的时候，灵魂在睡大觉；他睡觉时，肉体在醒着。存在的只是不自觉的肉欲，这是任何时候都醒着的”。作品中出现的人物，不是同十几个有妇之夫乱搞而大了肚皮的区公所女办事员，就是同自己亲兄弟乱伦的豪门望族遗孀，既失去了正常的理智，又缺乏真挚的情感，只求肉欲，不解情意。因此，在具体整体观照和具体描绘中有着诸多失误之处，尤其是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贬抑女性的不良倾向；其男女情爱的描写涉及当代日本人情感生活的诸多形态尤其注重对女性生活与命运的展现，明显地带有干瘪浅白的理念，过分地强调了人的生物性。在男性中心文化的生存环境中，没有把女人当做人来理解，而是当做性感符号来理解。社会形态当然可以突变，而道德伦理的重建与进步，人性的进化与完善却需要经历十分漫长的过程。在无赖派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突变与渐变的巨大落差，男性的功利主义与女性的善良柔弱的无奈，展现了今天仍然存在于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中的男性中心世界观的永久性，女人始终摆脱不了玩物的命运。从王妃到妓女很少例外对男性的美化神化、立体化永远都是建立在对女性的丑化、简单化模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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